邵景均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把“立黨為公”莊嚴地寫在了自己的旗幟上，始終要求全體黨員特別是黨的干部做到“大公無私”。前不久，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三次全會上，習近平同志再次強調，作為黨的干部，就是要講大公無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認真學習貫徹這個要求，對于改進黨的作風、加強廉政建設、實現(xiàn)黨的任務，具有重要意義。

　　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大公無私之說源遠流長，大公無私的典型人物層出不窮。這是因為，人類的群體性決定了領袖人物為公的必然性。最初的人類，之所以要在眾多人群中推舉某人為“官”管理社會事務，完全是為了實現(xiàn)群體的共同利益。為公，是“官”的原始基因。進入私有制社會后，“官”的性質發(fā)生異化，許多官把“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奉為座右銘。統(tǒng)治者一心為私的結果是，公共事業(yè)受損，一個政權接著一個政權垮臺。有鑒于此，古人很早就作出結論：“一心可以喪邦，一心可以興邦，只在公私之間爾。”以科學理論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人清醒地認識到，要下決心跳出歷史周期率，避免“喪邦”的悲劇發(fā)生，把“興邦”事業(yè)進行到底，就必須以公心執(zhí)政，行大公而無私。在今天，執(zhí)政黨的黨員和干部，應該進一步深刻理解堅持大公無私的歷史必然性，切實把它銘刻在內心，落實在行動上。只有一心為公、事事出于公心，才能坦蕩做人、謹慎用權，才能光明正大、堂堂正正，也才能得到人民群眾真心實意的擁護，不斷推進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yè)。

　　然而在現(xiàn)實生活中，有人懷疑“大公無私”的可行性，說：“在這個世界上，誰能沒有私心呢？怎么可能做到‘大公無私’？”有人甚至斷言，大公無私這個要求“超越時代”，是“左”的口號。這個說法，貌似有理，實則無理，歪曲了大公無私的本來含義，混淆了大公無私的適用范圍。的確，受社會發(fā)展階段決定，現(xiàn)實中哪一個人都會有私心、私情、私欲、私事。不承認這一點就不是唯物主義者。但是，承認人人有私，不等于對為官者不能提出“大公無私”的要求。其實，歷來講大公無私，都是把它嚴格限定在公共事務領域，從來沒有把它引入到私人領域。人的私心、私情、私欲、私事，只能在私人領域內存在和運行，決不能運用權力把它引入到公共事務領域，影響公眾利益和公平正義。公共領域要講公，私人領域才講私，不能把這兩個不同領域的處事原則混為一談，否則就不能正確理解和說明大公無私。

　　在我國歷史上，大公無私的最早著名事例出自祁黃羊。春秋時，晉平公有一次問大臣祁黃羊：“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為之？”祁黃羊對曰：“解狐可。”平公問：“解狐非子之仇也？”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仇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國人稱善焉。不久，平公又問祁黃羊曰：“國無尉（軍事長官），其誰而為之？”對曰：“（我的兒子）午可。”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國人稱善焉?？鬃勇犝f了這個“外舉不避仇，內舉不避子”的故事，十分稱贊祁黃羊，說：“像祁黃羊這樣的人，才夠得上‘大公無私’?。?rdquo;

　　在這個典型事例中，祁黃羊有沒有私仇、私欲呢？當然有，但是他沒有把私仇、私欲帶到公共事務中來。在公共領域，祁黃羊堅持了大公無私的處事原則，贏得了成功。這說明，在公共領域講大公無私，不僅是應該的，而且是可行的。時至今日，2000多年過去了，人類的科學文化有了巨大發(fā)展，人的思想觀念和思維方式有了新的飛躍。難道還能說祁黃羊那種大公無私是“超越時代”的、“左”的做法嗎？祁黃羊能夠做到，今天的領導干部還有什么理由做不到呢？

　　以大公無私的心態(tài)處理公眾事務，既是人民對干部的要求，又是干部具有遠見和智慧的表現(xiàn)。《呂氏春秋》說：“私事使目盲，私聽使耳聾，私慮使心狂。”如果一個從事公共管理的人從私心出發(fā)、以謀私為目的，就得不到真知灼見，而且還會使自己落入非常愚蠢的地步。近年被揭露出來的那些腐敗分子，不都是這樣的人嗎？無數(shù)經驗教訓告訴我們，一個真正聰明、智慧的干部，必然是大公無私的，能夠時刻做到公私分明、克己奉公、嚴格自律。每一個黨員干部都應該記住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