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福林

      兩會年年開，今年兩會的最大特點，就是開在了新一輪改革元年。因此，如何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破題的基礎上，把全面深化改革這篇大文章做下去，理應是今年兩會的重要使命。這既是破除種種體制機制障礙，進一步激發(fā)經濟社會發(fā)展活力的需要，也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信的題中應有之義。我們的制度自信，不是固步自封于既有模式和路徑，而是源于持續(xù)不斷的改革與進取。

      正是由于選擇了市場化改革，中國在過去30多年極大地解放和發(fā)展了生產力，順利實現(xiàn)了經濟起飛和快速發(fā)展，實現(xiàn)了由低收入國家向中等收入國家的歷史性跨越，由此產生了真正的制度自信。那么現(xiàn)在，全社會正共同期待著，全面深化改革的良好開局，形成未來10年左右我國邁向高收入國家行列的制度自信、發(fā)展自信。

      經濟轉型到了關節(jié)點，我們對經濟制度的自信將取決于能否通過市場化改革新突破，進一步釋放增長潛力。13億人口的內需大市場，是我國現(xiàn)階段的突出優(yōu)勢，也是我國未來5到10年實現(xiàn)7%左右中速增長的重要潛力所在。然而，潛在增長優(yōu)勢不會自動轉化為內生增長動力，關鍵取決于能否按照“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要求，盡快形成經濟體制改革的行動方案，以改革激發(fā)市場活力和轉型增長潛力。這就需要未來2到3年內在以下幾方面實現(xiàn)重點突破：以資源要素市場化改革的新突破，激發(fā)市場機制活力；以打破行政壟斷為重點，釋放社會資本活力；以公共服務領域對社會資本放開，釋放就業(yè)、創(chuàng)業(yè)、創(chuàng)新的活力。

      社會轉型處于臨界點，我們對社會制度的自信，取決于能否通過社會體制改革，初步形成橄欖型社會新格局。貧富差距過大，中等收入群體比例偏低，是我國社會發(fā)展面臨的突出矛盾，也是社會轉型的基本問題。未來10年左右，能不能使中等收入群體比例達到40%左右，為走向共同富裕奠定決定性基礎，對整個社會制度的完善是一個重大挑戰(zhàn)。因此，盡快出臺中等收入群體倍增的國家規(guī)劃，帶動社會體制改革的新突破，應成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課題。這就需要以更大的勇氣打破固化利益格局，在社會體制改革領域取得實質性突破：加快公共服務體制創(chuàng)新，推動事業(yè)機構去行政化，形成惠及13億人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為到2020年初步實現(xiàn)城鄉(xiāng)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創(chuàng)造條件；著眼于推進人口城鎮(zhèn)化的轉型與改革，賦予農民具有物權化性質的土地使用權，使部分農民和農民工能夠有條件成為中等收入群體；盡快形成讓農民工成為歷史，讓城鄉(xiāng)二元分割的戶籍制度退出歷史舞臺的路線圖、時間表。

      治理轉型到了關鍵點，我們對政治制度的自信，取決于能否通過行政體制改革、司法體制改革等在內的全面改革，實現(xiàn)國家公共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由于行政體制、司法體制等方面改革的滯后，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關系遠未理順，由此制約了各領域改革進程，并導致腐敗尋租問題日益突出。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需要通過民主法治建設來破題。

     這就需要在未來5年左右做到：以改變政府主導型經濟增長方式為重點，加快行政體制改革，理順政府與市場關系、政府與社會關系，改變競爭性地方政府模式，形成市場決定的有為政府新格局；以建設法治市場經濟為重點，推進司法體制改革，把干預市場的公權力關進法治的“籠子”；以推動經濟司法去地方化、去行政化為起點，走出一條適合基本國情、司法權獨立公正行使的新路子。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沒有堅定的制度自信就不可能有全面深化改革的勇氣，同樣，離開不斷改革，制度自信也不可能徹底、不可能久遠”。我們要牢牢抓住時代機遇，勇于突破，敢于擔當，堅定不移地推進全面深化改革。

（作者系中國改革發(fā)展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