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   義

    “知行合一”

　　十八大后，人們對于新的中央領導集體的一言一行分外關注，人們期待著新的中央領導集體能夠開創(chuàng)新局。其間的樞紐所在，實系于政治觀的轉型。轉型一詞，幾近泛濫，但從脫胎換骨的意義上說，亦不為過，即政治從圍繞小集團、掌權者個人等展開的權力游戲中走出來，將支點放到社會和民眾身上。

　　政治觀的轉型，并非當下的新問題，可以說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整個過程。從1980年鄧小平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到后來的依法治國、“三民”（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權為民所賦等，執(zhí)政黨一直在探索開放環(huán)境下政治的新生命力之所在。當下的困境是，美好的理念還不能得到行動上的有力配合，以至于政治尚不能達到“知行合一”的理想境界。

　　知行合一，最關鍵的是行，沒有生生不息的勇于踐行，善念終究是個空殼。沒有什么比政治上的言行相悖更傷害社會的“有機團結”，損害人們對于未來進步的信心。典型者如腐敗，知行不合一留下的是權力欲望的不斷放大，再往前發(fā)展就是前蘇聯(lián)出現(xiàn)過的最大悖論—社會主義國家產生了特權階層。圍繞特權階層產生的，是思想理論、制度等方面的言行相悖。

　　新的中央領導集體從轉變會風、文風和工作作風入手，“收起紅地毯”等，可以看作政治上實現(xiàn)知行合一的一步。官僚主義、形式主義，說到底是一種病癥，說明權力運行的封閉的自我循環(huán)，不斷強化官員“眼睛只向上看”的生存哲學，喪失了對于社會和民眾的“負責”，口中所講，實非心中所想。一切不斷強化官本位的儀式、規(guī)矩等等，都應該打破。如果連將“領導干部”和“人民群眾”隔離開來的形式上的藩籬都無法破除，政治觀的轉型也就是一句空話了。

　　而政治局帶頭改進工作作風，“要求別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要求別人不做的自己堅決不做”，這正是要求政治上的言行合一。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要開創(chuàng)新局，就需要這個社會的精英階層能夠帶頭勇于踐行我們已經(jīng)認可的美好價值。做到這一點并不容易，非有“廓然大公”的本體自覺不可。歷史上不乏掌權者沉溺于層層利益輸送、不愿改變現(xiàn)狀的例子。而讓一國、一組織煥發(fā)新生命力者，也無不是能夠克服各種利益綁架、權力誘惑和成見束縛，對于事關國運、民心的重大問題，勇于決斷，化危為機。

　　開創(chuàng)新局，知行合一最為機要。源頭的活水，會讓整個社會迸發(fā)出奮起改變并清除阻礙中國更加美好的積弊和問題的力量。這也會讓愿意帶頭改變的精英感到，“吾道不孤”?，F(xiàn)在社會層面存在的犬儒主義、怨氣和戾氣等等，都是暫時的。精英階層不應以此為理據(jù)，來強化自己的固有邏輯，作為卸掉自身責任的托詞。精英階層把踐行善念的大智大勇找回來，必能獲得最大的社會支持。

　　平民政治

　　政治觀的轉型，最深厚的土壤在于平民政治的到來。其表現(xiàn)是網(wǎng)絡等技術支撐下的微政治的出現(xiàn)。微政治的概念，是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王麗萍教授在2011年提出的，含義是“今天的政治已經(jīng)與曾經(jīng)很長時間主導人們政治生活的對理念、信念、制度等價值相關命題的關切漸行漸遠，而更多地表現(xiàn)為民眾日常生活的關注，或對民眾具體、細微瑣碎的訴求和問題的回應”。

　　2012年，媒體的討論進一步深入，比如《人民論壇》的新政治觀專題，提出了政治觀要超越左右思維，一方面，西方政治選舉造成民主的“短視化”，造成寅吃卯糧的債務依賴型經(jīng)濟；另一方面，前蘇聯(lián)以“革命黨”的姿態(tài)和方法（三壟斷，壟斷真理的意識形態(tài)制度、壟斷權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壟斷利益的封建特權制度）從事建設最終也失敗了。

　　客觀而言，以西方民主的“短視化”為理由來矯正國內民眾對于日常生活的關注，是風馬牛不相及的。西方社會的最大危機是中產階層的下沉。中國出現(xiàn)微政治，則是因為中產階層為主體的橄欖型社會成型之前，平民大眾上升到中產階層面臨現(xiàn)實的重重阻遏。兩者背后都是社會的兩極分化，只不過西方的兩極分化是社會利益集團游說政治過度的后果（比如金融勢力），而中國的兩極分化是市場經(jīng)濟缺乏民主和法治的充分保障的后果。

　　微政治亦可以看作是民眾對于小集團政治的博弈手段，新技術只是提供了一個出口而已。這也印證了，在開放條件下的各國政治“普遍進化”的規(guī)律，即政治不是少數(shù)人的事情，而是大多數(shù)人福祉之所系。區(qū)別在于，西方國家要解決的是政治的“癱瘓”問題，而中國要解決的是權力系統(tǒng)的封閉和自我循環(huán)—具體表現(xiàn)在政府財政支出調整、決策民主化、預算民主化、問責官員等體制性難題。

　　無論如何嘈雜和凌亂，平民大眾的訴求是政治觀轉型的廣闊基礎。其間的抉擇并不難厘清，2012年的收入分配、異地高考、征地拆遷等改革熱點，都是平民大眾在政治中主體地位的一次次伸張。如果這些改革能夠一個個做好，我們的政治自然會減少戾氣和乖張的一面，讓理性、協(xié)商、合作、寬容等政治風氣一點點扎根發(fā)芽，讓我們的社會能夠早一日丟掉“被動維穩(wěn)”這根日益沉重的拐杖，讓改革再次成為中國獲得未來的“紅利”。

　　這自然也要求掌握權力的精英階層，秉持“廓然大公”的本體自覺，超越狹隘利益的束縛，讓執(zhí)政權力獲得更多道德資源的滋養(yǎng)，進入與社會良性互動的軌道之上。整個社會也有充分理由以是否維護好平民大眾的利益來衡量精英階層的知行是否合一。古人說，道在日用之中。政治的正道也在對于平民大眾生活的守護之中，如同宗教中的“加持”。

　　政治觀的此種轉變，對于整個社會也是一種引領。在中國經(jīng)濟逐步告別過去的高速增長，走向正常增長，政府強力推動的資源粗放投入模式亟待改變的背景下，過去諸多行業(yè)熱衷的服務少數(shù)富貴階層，賺取高額邊際利潤的做法亦遭遇了極大瓶頸。商業(yè)力量的偉業(yè)最終還是得建基于廣大平民大眾消費力帶來的規(guī)模效益之上。有了平民大眾這個支點，無論是政治還是商業(yè)，最終都會體現(xiàn)出強大的生命力，而不會因為一次危機就沉淪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