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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教育改革中教師的精英期待

        發(fā)布日期:2011/11/10 來源:新華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馬維娜     

              中國教育改革在推進教師專業(yè)發(fā)展的過程中,不斷以各種外力敦促教師開展學習、接受培訓。教師在完善自身、適應教改的同時,激發(fā)了勝人一籌、實現(xiàn)自我的信心與渴望,其中,教師的遷徙與流動成為教育改革中集體性生產的方式之一。

              多元生產鏈

              教師的遷徙和流動是為自己或子女邁向精英之路作可能鋪墊。教師實現(xiàn)向上流動除了動用外鑠資本外,也需要自身的內存資本,比如,教師或者在學科教學中取得令人信服的業(yè)績(升學率是關鍵指標),或者在期刊上發(fā)表的論文數(shù)量高于一般教師,或者在各類賽課和評課中表現(xiàn)出色等。教師在實現(xiàn)遷徙的歷程中,形成了教師群體精英期待多元生產鏈:一條是逐級遞升型生產鏈,譬如農村教師先從村屬學校到鄉(xiāng)鎮(zhèn)學校,再從鄉(xiāng)鎮(zhèn)學校到城屬(縣級)學校,最后從城屬學校到市屬學校;一條是跨越型生產鏈,即從名不見經傳的地方學校直接“逾越”到頂級城市的王牌學校;一條是脫溝型生產鏈,即從具體的教學崗位上走出去,成為教育研究者或行政管理者。

              理與情的糾結

              教師總是希望依靠自己的努力,達成向上“走”的精英期待。然而,在教育改革歷經這么多年后,讀書向上流動的“致富神話”已經被打破,這使我們擔憂:教師實現(xiàn)向上流動的精英期待是否也有發(fā)生諸多異變的可能?這種異變或許更多導致的是精神、心理、情感的變化,此種悄無聲息的變化恰恰更令人擔憂。不管教師實現(xiàn)向上流動的方式是什么,教師在此過程中實際上經歷的是理與情的拉鋸式交鋒。在偏于理的行為選擇中,因各種緣由,教師需要實現(xiàn)有利于自我的效用生產;在偏于情的行為選擇中,教師又對即將離開的學校存有或多或少的眷念。整個教師群體在這種情與理的糾結中,不斷實現(xiàn)著自身的分化與分流。與此同時,不得不繼續(xù)或始終“留”下的教師群體,其內心世界與精神面貌又會發(fā)生諸多不易察覺的變化,譬如認命心態(tài)、應付心理、缺少改革熱情等等,都會直接或間接影響教育改革的全局。可以說,在中國教育改革中,這種情與理的糾結,幾乎貫穿30年的始終,只是在教育改革前期,這類現(xiàn)象與結局彰顯得尚不明晰,隨著改革的愈加深入,處于深層的諸多問題也就隨之浮出水面。

              不只是待遇和利益

              教育改革中的精英期待可以分為兩種:一是成為精英的自我期待;二是社會對于精英的期待。兩種期待相遇,形成中國教育改革的精英情結,其中,第一種期待對教師隊伍影響深刻。教師向“上流”或 “上走”,最基本的影響因子當然與利益相關:工資福利水平、生活環(huán)境、子女受良好教育的機會等。但是,在一些農村和邊遠地區(qū),即使有優(yōu)厚的待遇,即使沒有子女就學的“后顧之憂”,為何還是難以吸引優(yōu)秀的師資?或者說,如果利益方面的問題解決了,如像英聯(lián)邦國家那樣,以與中心城市如英國倫敦的距離作為確定教師待遇的標準,距離越遠,待遇越高,是否就能完全破解教師“上走”的難題?答案可能并不樂觀,否則就低估了中國教育改革的復雜性。

              根據心理學的一般原理,當基本生存問題解決之后,利益對人的行動的作用力便趨于減弱。在此意義上,中國文化中人的行為與利益之間的關系表現(xiàn)得更為復雜。教師作為文化的主要承載主體之一,其向“上流”行為與文化傳統(tǒng)中的“名”的關系十分密切。自孔子始,“名”與“正名”便成為中國知識分子揮之不去的根深蒂固的情愫。雖然“名分”相聯(lián),有“名”便有“分”,有了名,諸多利益可能接踵而至,但對知識分子來說,即使沒有“分”,“徒有虛名”,似乎也至關重要。教師向“上流”并不總是“高就”,到更好的城市或學校工作,有時反而意味著生活條件和質量的降低,但即便這樣,教師也是趨之若鶩。重要原因在于,好的城市或學校,如同門第的“名”,與社會認同、個人心理感受相關,更與個人的發(fā)展機遇相關。“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這里的“低”與“高”,對教師來說不只是待遇和利益,更多的還有所謂“名”,它構成教師群體的情結。這種權衡,表現(xiàn)出以文化為本位的“中”的智慧:雖然經濟、政治和文化地位,在改革中往往處于某種不平衡之中,但有“名”終究會有“分”,至少在教師“走”與“留”的精英期待的觀念和信念中如此。

              在教師“走”與“留”的過程中,最終形成了總體上師資力量強弱對比格局,即在大、中城市師資隊伍越來越趨強,農村師資隊伍整體薄弱。雖然國家、地方都在出臺諸多相應政策,破解師資“走”與“留”的格局和難題,如教師支教、定期交流,激勵大學生、研究生到邊遠地區(qū)教學等,但師資配置中優(yōu)勢地區(qū)的聚集效應和貧困邊遠地區(qū)的弱勢效應沒有發(fā)生根本性改變。

        (作者單位:江蘇省教育科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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