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明敏　　

      延安時期和建國初期是中國共產黨人運用馬克思主義解決中國革命、建設問題的成功典范，從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時代命題，到延安整風運動所開創(chuàng)的黨員干部學習的新形式，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大眾化相互促進，推動了中國革命不斷走向勝利。建國初期的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繼承和發(fā)揚了“延安精神”及其行為模式，黨領導人民成功進行了一場深刻的“思想領域的解放戰(zhàn)爭”?？偨Y這兩個時期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共用經驗，對當代中國的大眾化實踐具有借鑒意義。

      一、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圍繞黨在各個時期的主要任務深入開展大眾化工作 　　

      馬克思主義大眾化既包括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思想化為中國大眾的思想，又包括把中國共產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果化為中國大眾的認識。[1]馬克思主義大眾化與中國化是統(tǒng)一的，展現(xiàn)了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群眾實踐相結合的過程。在民主革命時期，黨內對于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lián)經驗的盲從，助長了教條主義錯誤。在同主觀主義的斗爭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fā)，根據(jù)中華民族和中國社會的特點，把馬克思主義應用于具體環(huán)境的具體斗爭，促進其與中國革命實踐結合。延安整風運動開創(chuàng)了通過普遍地馬克思主義學習活動促進黨員干部思想轉變的新形式，經過整風使“有書本知識的干部愿意和有經驗的干部相結合”，提高了全黨的理論水平和政治覺悟，增強了黨員干部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 　　

      建國初期，面對史無前例的社會變革，群眾的思想狀況異常復雜，黨內的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個人主義作風日漸抬頭，毛澤東號召進行一場深刻的“思想領域的解放戰(zhàn)爭”，將文化教育事業(yè)從少數(shù)人的控制中解放出來，轉移到廣大勞動人民的手中，促進文化教育工作有效地為恢復和發(fā)展生產建設服務，使文化教育的普及與提高、理論與實踐有機結合起來。他要求各級黨組織“學習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使之群眾化，為廣大干部和人民群眾所掌握，讓哲學從哲學家的課堂上和書本里解放出來，變成群眾手里的尖銳武器”[2]。為此，黨中央緊密聯(lián)系建國初期的主要任務開展大眾化工作，圍繞抗美援朝運動加強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教育，增強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聯(lián)系土地改革、鎮(zhèn)壓反革命運動開展階級教育，促使群眾轉變階級立場，提高政治覺悟；結合“三反”、“五反”運動和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宣傳，加強“歷史唯物論——社會發(fā)展史”教育，引導群眾確立工人階級思想的領導權。 　　

      時至今日，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社會已經發(fā)生了深刻變化，經濟成分由單一公有變?yōu)槎喾N所有制共同發(fā)展，社會組織結構、就業(yè)方式、分配方式以及利益關系日益多樣化，同時也帶來了人們思想觀念的多元化，這在不同程度上沖擊著社會主義主流價值觀。從國際環(huán)境來看，后冷戰(zhàn)時代西方發(fā)達國家利用其優(yōu)勢地位不斷輸出資本主義生活方式和社會制度，在開放與合作的背景下各種社會思潮紛至沓來，使意識形態(tài)的斗爭愈加復雜、尖銳。歷史告訴我們，馬克思主義能否占領思想文化陣地是一個關系到社會主義事業(yè)成敗的根本性問題。正如列寧所說，在革命勝利以后，要“戰(zhàn)勝資本家的一切反抗，不僅是軍事上和政治上的反抗，而且是最深刻、最強烈的思想上的反抗”[3]。 　　

      應對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各種挑戰(zhàn)，必須做到：其一，正確認識思想文化矛盾，防止把思想問題擴大化、簡單化。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并不排斥其他積極的文化形式的發(fā)展，相反，我們倡導“弘揚主旋律，提倡多樣化”的基本方針，尊重文化差異，提倡平等對話，擴大文化交流與合作，推動文化多樣化發(fā)展。其二，加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發(fā)揮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對社會思潮的引領作用。堅持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武裝全黨、教育人民，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凝聚人心、匯聚力量，用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鼓舞斗志、創(chuàng)造活力，用社會主義榮辱觀引領風尚、弘揚正氣；其三，全面分析各種思想產生的根源，把握不同社會思潮的本質，努力消解錯誤思想的社會基礎。思想文化是社會經濟、政治在觀念形態(tài)上的反映，不同思想觀念的沖突正是當前社會經濟、政治發(fā)展中矛盾的反映，必須認清社會思潮的實質，把改變落后思想賴以存在的社會基礎同思想教育工作緊密結合，讓群眾在同享發(fā)展成果的同時不斷提升精神境界。

      二、重視馬克思主義理論建設，不斷推進理論創(chuàng)新，著力將實踐經驗馬克思主義化 　　

      延安時期，黨的領袖群體率先垂范，研讀馬克思主義著作，總結中國革命經驗，撰寫了許多重要論著。毛澤東經常與艾思奇、何干之、范文瀾等學者探討問題，借鑒和吸收他們的研究成果，這一時期成為毛澤東一生著述最為豐富的階段。此外，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yǎng)》、朱德的《論抗日游擊戰(zhàn)爭》、陳云的《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以及張聞天主編的《中國現(xiàn)代革命運動史》都產生了重大影響。1938年5月5日，馬克思列寧學院成立，為普遍而深入地研究馬克思主義創(chuàng)造了條件。延安的研究團體如延安抗日戰(zhàn)爭研究會、延安時事問題研究會、中國現(xiàn)代史研究會、民族問題研究會、國防教育研究會、日本問題研究會等都非?；钴S，《解放日報》、《解放》周刊、《共產黨人》、《八路軍軍政雜志》、《中國工人》、《中國文化》等刊物成為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前沿陣地。從1938年到1942年，延安解放社編譯出版了《馬克思恩格斯叢書》、《列寧選集》和《斯大林選集》、《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馬克思主義與文藝》等著作。“抗日戰(zhàn)爭叢書”、“抗日戰(zhàn)爭參考叢書”、“時事問題叢書”、“新教育叢書”、“職運叢書”[4]等一批普及讀物也相繼出版，促進了馬克思主義與工農大眾的結合。 　　

      建國后，馬克思主義理論建設更加迫切，同樣也迎來了前所未有的發(fā)展機遇。1950年12月，人民出版社正式成立，主要負責全國性政治書籍的出版工作。1953年1月29日，中央決定將俄文編譯局和《斯大林全集》翻譯室合并，成立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以便有系統(tǒng)、有計劃地編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全部著作。[5]建國初期，《毛澤東選集》的出版更是馬克思主義發(fā)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從1951年10月至1953年4月，《毛澤東選集》第1、2、3卷陸續(xù)發(fā)行，新疆人民出版社、內蒙古人民出版社翻譯出版了少數(shù)民族文版的《毛澤東選集》及一些重要著作的單行本，為深入開展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創(chuàng)造了條件。 　　

      知識分子是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力量，他們從學理層面探索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結合的道路，通過與領袖群體的互動，推動理論成果轉化為黨的政策；他們編寫教材和大眾讀物，創(chuàng)作各種文藝作品，積極宣傳黨的方針政策，推動了馬克思主義與工農大眾結合。抗戰(zhàn)時期，延安知識界、文藝界人才薈萃，他們利用寬松的學術氛圍，推出一大批優(yōu)秀成果。其中學術著作有范文瀾主編的《中國通史簡編》、《中國近代史》，何干之的《近代中國啟蒙運動史》，吳黎平編著的《論民族民主革命》、艾思奇的《哲學研究綱要》以及他和吳黎平合著的《唯物史觀》等。秧歌劇、新歌劇、秦腔、新詩、小說、樂曲、說書、繪畫、木刻等文藝形式也產生了震撼人心的宣傳效果。建國初期，鑒于黨內的理論教育狀況薄弱，缺少通俗書籍、論文、演講和理論教員、自修顧問等問題，理論知識分子全身心地投入到教材編撰工作中去，編著出版了理論讀本，主要有莫乃群的《歷史唯物論淺說》、沈志遠的《社會形態(tài)發(fā)展史》、華崗的《社會發(fā)展史綱》、馬特的《哲學初級研究提綱》，其中，李達編寫的《〈矛盾論〉解說》和《〈實踐論〉解說》，語言通俗、準確，例證豐富、生動，對于唯物論宣傳起了很大作用；艾思奇所著《歷史唯物論——社會發(fā)展史》更是在3年時間里再版10次，發(fā)行了上百萬冊，有力地推動了建國初期的馬克思主義大眾化運動。 　　

      實踐證明，黨的理論準備程度直接關系到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推進深度。當前，應充分利用良好的學術氛圍，借助馬克思主義一級學科這個平臺，凝聚學科人才，組建學科梯隊，形成一支具有堅定政治信念和較高理論素養(yǎng)、善于聯(lián)系實際、勇于開拓創(chuàng)新、老中青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隊伍，產生一批具有深刻思想和完備體系的學術著作，為在新時期進一步推進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實踐提供堅實的學理支撐和人才保障；要將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經驗加以總結和提升，并通過生動活潑的民族形式表現(xiàn)出來，成為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精神食糧。

      三、以工農大眾教育為重點，搭建制度平臺，促進馬克思主義與群眾認知結構相對接 　　

      工農群眾的教育狀況直接反映著馬克思主義的大眾性本質，開展工農教育無疑是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工作的重中之重。延安時期，黨中央堅持將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理論教育與實踐教育緊密結合，利用報紙雜志、墻報畫報、讀者會、講演等形式，廣泛開展政治常識教育；發(fā)揮優(yōu)秀典型的示范作用，將理論教育融入社會生產中，激發(fā)群眾的責任感和創(chuàng)造精神；通過鄉(xiāng)村俱樂部、業(yè)余劇團等群眾組織，開展生動活潑的文藝活動，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建國之初，黨中央適時調整工農教育的方式和方向，通過創(chuàng)辦工農速成中學、工農文化補習學校等，開展農民業(yè)余教育、職工業(yè)余教育和機關干部業(yè)余學習，提高群眾的文化水平，培養(yǎng)國家建設人才。 　　

      開展工農大眾教育，關鍵是搭建馬克思主義與群眾認知結構相對接的制度化平臺。一方面，要堅持黨的群眾路線，改進工作方式方法，完善利益表達機制，拓寬社情民意反映渠道。面對當前黨群、干群關系的張力，要完善矛盾糾紛排查化解機制，拓寬信息溝通渠道，引導群眾依法表達利益訴求；另一方面，應發(fā)揮基層黨組織的主導作用，加大文化基礎設施投入，加快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拓展文化教育平臺，利用博物館、展覽會、圖書室、電影院等載體，宣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發(fā)揮歷史文化遺產的教育功能，弘揚民族優(yōu)秀傳統(tǒng)。此外，還需調動基層自治組織的積極性，成立具有廣泛群眾性的文藝團體，通過形式多樣的文娛活動，激發(fā)群眾的參與熱情，豐富社會文化生活，在不斷滿足群眾日益增長的文化需要的同時，提升其文化品位和精神境界。 　　

      深化黨員干部和知識分子教育是發(fā)揮其大眾化橋梁和紐帶作用的有效保證。延安時期，黨中央明確了干部教育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首要地位，規(guī)范了干部教育內容，具體包括業(yè)務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和理論教育，并建立了相應的考核制度，確保干部教育效果。延安整風運動進一步突出了干部教育的重要性，它以高級干部學習為先導，通過閱讀指定文件、召開整黨會議、組織干部訓練班等方式，加強干部理論素養(yǎng)，整頓領導作風。新中國成立后，黨中央通過設立各類干部補習學校，開列“干部必讀書目”，實行干部分級學習、輪訓和高級干部自修制度，加強干部教育制度建設。 　　

      推動知識分子思想改造也是黨和政府的工作重點。在延安整風期間，毛澤東就要求廣大知識分子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站在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立場上，參加到實際工作中去。建國初期，為了更好地發(fā)揮知識分子的作用，毛澤東提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種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國在各方面徹底實現(xiàn)民主改革和逐步實行工業(yè)化的重要條件之一。”[6]1951年9月，周恩來作了《關于知識分子改造問題》的報告，要求知識分子轉變階級立場以適應社會發(fā)展的客觀形勢，即由民族立場轉向人民立場，進而站到工人階級立場上，樹立起科學的態(tài)度。這場發(fā)端于京津教育界的知識分子改造運動由此正式開始。1952年1月5日，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常務委員會第三次會議發(fā)出了《關于開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學習運動的決定》，號召各民主黨派、各級政府機關、各人民團體以及工商界和宗教界人士參加思想改造，以更好地適應社會主義建設的要求。 　　

      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提出建設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的戰(zhàn)略任務，反映了時代變化對黨的建設、社會發(fā)展的要求。作為推動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中堅力量，廣大黨員干部和知識分子要樹立終身學習、科學學習的理念和態(tài)度，不僅要準確把握當今世情、國情和改革的實情，全面學習現(xiàn)代化建設所需要的知識、技能，掌握與崗位職責相關的新成果、新方法，而且要自覺地把黨的信念、路線、政策內化為增強黨性修養(yǎng)、提高思想覺悟、陶冶道德情操的實際行動，把學習理論同解決群眾關心的利益問題、重大實際問題結合起來，不斷提升自身的學習能力、實踐能力和創(chuàng)新能力。

      四、弘揚黨的優(yōu)良作風，構建全方位、多層次、重實效的馬克思主義宣傳教育體系 　　

      延安時期，針對黨內不注重研究中國國情和歷史、不重視馬克思主義具體應用的錯誤傾向，毛澤東強調：“中國共產黨人只有在他們善于應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善于應用列寧斯大林關于中國革命的學說，進一步地從中國的歷史實際和革命實際的認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國需要的理論性的創(chuàng)造，才叫做理論和實際相聯(lián)系。”[7]為此，我黨通過廣泛開展宣傳教育工作來提高群眾的認知水平，逐步使其認同和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話語。在實踐中，廣大黨員堅持群眾路線，踐行黨的宗旨，與勞苦大眾打成一片，深入田間地頭，幫助群眾創(chuàng)辦文化教育活動中心，開辦各種群眾學校、夜校、識字班，組織各種通俗易懂、豐富多彩的活動，開展形式多樣的宣傳工作。 　　

      新中國成立后，面對社會環(huán)境和黨的主要任務的深刻變化，加強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工作，全面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有了更好的條件。鑒于當時宣傳員數(shù)量較少、能力不強、宣傳形式和手段單一、宣傳機構不健全等突出問題，建國初期宣傳工作的重點是加強對宣傳教育的組織，建立經常性的宣傳機構，發(fā)揮黨在宣傳組織方面的優(yōu)勢，完善宣傳報告制度，加強與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的協(xié)調合作，探索建立一個具有廣泛參與性和影響力的人民宣傳網。 　　

      這些優(yōu)良傳統(tǒng)是黨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寶貴精神財富，它為新時期深入開展馬克思主義大眾化教育提供了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證。目前需要做的工作主要有以下三點。一是深入研究和全面宣傳黨的歷史，繼承和弘揚黨的優(yōu)良作風。中國共產黨90年的奮斗歷程構成了一幅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也是一部蘊含和體現(xiàn)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教科書。因此，充分發(fā)揮黨史資政育人、服務現(xiàn)實的作用，要立足于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承和弘揚優(yōu)良傳統(tǒng)，牢記黨的根本宗旨，認真貫徹群眾路線，大興求真務實、艱苦奮斗之風。二是充分利用現(xiàn)代傳媒手段，改進大眾化的方式方法。既要發(fā)揮傳統(tǒng)宣傳形式（如報告會、座談會、圖片展覽、知識競賽）貼近群眾、直觀生動的優(yōu)勢，也應借助現(xiàn)代科技成果，提高宣傳教育效果。如利用互聯(lián)網信息量大、傳播快、范圍廣以及個性化、交互式的特點，搭建網上互動平臺，積極引導網絡輿情，用好各種網絡資源。三是構建全方位、多層次、重實效的馬克思主義宣傳教育體系。不僅要利用學校教育的優(yōu)勢，發(fā)揮思想政治理論課的主渠道作用，緊密聯(lián)系社會實際，深入推進教學改革，提高馬克思主義的現(xiàn)實解釋力、吸引力和指導性，而且要抓好各種社會教育形式，加強社會實踐教育，提高社會大眾的創(chuàng)新意識，推動馬克思主義與群眾實踐相結合。 　　

      馬克思主義大眾化關系到堅持和發(fā)展馬克思主義的重大問題。當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正處在改革攻堅和全面發(fā)展的關鍵時期，經濟社會發(fā)展中的矛盾和問題比較突出，在這種情況下，更有必要借鑒延安時期與建國初期開展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工作的成功經驗，大力宣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導群眾樹立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正確認識改革開放之路，同心協(xié)力，艱苦奮斗，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再創(chuàng)輝煌。

      注釋：　　

        [1] 陳占安：《建國之初的理論學習活動與馬克思主義大眾化》，載《學校黨建與思想教育》2009年第10期。 　　

      [2]《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3頁。 　　

      [3]《列寧選集》第3版第4卷第307頁。 　　

      [4] 趙曉恩：《延安出版的光輝》，中國書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頁。 　　

      [5] 韋建樺：《用生命擎起思想的火炬——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編譯事業(yè)百年回顧》，載《馬克思主義與現(xiàn)實》2010年第6期。 　　

      [6]《毛澤東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84頁。 　　

      [7]《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3卷第820頁。

（作者系南京信息工程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