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小文

      近訪澳大利亞、新加坡，遇著名僑領、澳洲中國和平統(tǒng)一促進會主席邱維廉。老人深情地說，共產(chǎn)黨為什么能凝聚中華民族？我們遠在海外的華人體會深切。近代中華民族有三個時期凝聚力特強。一是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一是抗日戰(zhàn)爭救亡圖存，再就是現(xiàn)在的祖國統(tǒng)一民族復興了。共產(chǎn)黨是應勢而生，順勢而上。天時地利，必有人和。 　　

      海外有知己。共產(chǎn)黨凝聚中華民族的真諦何在？我?guī)е@個問題，一路向海外華人請教。請聽新加坡國立大學鄭永年教授的一番見解。 　　

      鄭永年認為，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華民國，但中國擺脫不了一盤散沙、任人宰割的悲慘境地。孫中山先生痛感要使中國大眾產(chǎn)生民族主義國家意識，建立國家是首要任務。只有作為一種組織的國家才能把民族主義制度化；只有民族主義制度化后，才會體現(xiàn)出其政治力量來。組織政黨，發(fā)動革命，就成了孫中山建設中國民族國家、救亡圖存謀振興的有力武器。他主張“以黨治國”，這并不是說“要黨員都要做官，然后中國才可以治；是要本黨的主義實行，全國人都遵守本黨的主義，中國然后才可以治。”但當時“并無國可治，只可以說是以黨建國。待國建好，再去治它。” 　　

      為什么孫中山之后，國、共兩黨都要建國治國，國民黨卻最終敗于共產(chǎn)黨？因為國民黨的主義和組織都不被中華民族所接受。鄭永年認為，“簡單地說，在社會基層，國民黨所依靠的是地方精英，即地方紳士，而共產(chǎn)黨則直接依靠農(nóng)民，直接把中共的治國理念傳達給了人民”，“走上了一條自下而上的民族主義建國道路。”他還引用美國學者弗蘭茲·舒曼的話說，共產(chǎn)黨“在重建一個偉大的國家，約束著她的人民，改善著人民的生活，打下了增長的基礎。共產(chǎn)黨中國猶如一棟由不同的磚石砌成的大樓，她被糅合在一起，站立著，而把她糅合在一起的就是意識形態(tài)和組織。” 　　

      當然，共產(chǎn)黨也并非先知先明、不犯錯誤的神仙圣人。從清末改革運動到孫中山再到毛澤東，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一直處于持續(xù)的革命之中，探索的重點在于建立一個什么樣的國家。盡管毛澤東領導的共產(chǎn)黨人最終建立了人民共和國，但對共和國應當是怎樣的一個國家，一直處于艱難的探索之中，對很多問題的理解只能在實踐中進行。如果不理解改革開放之前30年的歷史，也很難甚至不能理解改革開放30年的成就。 　　

      經(jīng)過建黨90年艱苦卓絕的奮斗和建國60年艱辛曲折的探索，中華民族終于走出了一條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從苦難走向輝煌。沿著這條路，建設一個日益富強民主文明的中國——我們在這里凝聚，從這里復興！ 　　

      天時，天行健自強不息；地利，地勢坤厚德載物；人和，睡獅一旦醒來力量就要爆發(fā)，民族走向復興力量就要凝聚。 　　

      時代潮流，浩浩蕩蕩，中華民族正當此天時地利人和。應勢而生，順勢而上，共產(chǎn)黨必能凝聚中華民族。

（作者系中央社會主義學院黨組書記、第一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