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學東

      內容摘要　

      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新自由主義及其私有化浪潮，在西方學術界和政策實踐領域制造了兩個所謂的程式化邏輯，即私有產權絕對比國有產權有效率；國有產權即意味著國家干預，必須實施徹底和不可逆轉的私有化改革。然而，縱觀資本主義發(fā)展過程中的私有化與國有化周期，特別是新自由主義時代，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糟糕的經濟表現，以及俄羅斯和拉美私有化的慘痛教訓，無一不昭示著新自由主義理論和政策的危害。圍繞“國進民退”之爭，西方私有化理論也被國內一些人作為否定國有經濟的理論工具。筆者認為，私有化不是中國國有企業(yè)改革的根本方向，更不能將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國有經濟等量齊觀，從而否定國有經濟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主導地位。　

      關鍵詞　

      私有化；理論謬誤；國進民退 　　

      一、西方私有化理論的邏輯和動機 　　

      崇尚私有制，反對公有制，是當代西方主流經濟學的一個核心思想，這一思想在發(fā)達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都產生了強烈影響。 　　

      在發(fā)達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的私有化問題上，西方主流經濟學從理論邏輯上否定國有經濟有不同的側重。20世紀90年代以前，私有化主要集中在發(fā)達國家，私有化理論主要從經濟層面上否定國有經濟。一是否定國有經濟矯正市場失靈的目標和作用。根據傳統(tǒng)西方經濟學的“扶持之手”（helping hand）假設，在自然壟斷和外部性為特征的經濟領域實施國有化，可以克服私人壟斷企業(yè)低產出、高價格導致的社會福利損失，增加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扶持之手”假設和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的“看不見的手”的基本假設沖突，后者否認市場失靈，強調市場萬能，認為競爭和私人秩序能夠確保市場自我矯正，自我調整到最優(yōu)狀態(tài)，反對包括國有經濟形式在內的任何國家干預。西方主流經濟學否定市場失靈作為國有和私人經濟的邊界，其實質是為私人壟斷資本向國有經濟主導的自然壟斷和公共產品性質領域挺進，開辟新的資本積累空間，為私人壟斷資本利益凌駕于公共利益之上制造理論依據。二是強調國有經濟在產權和公司治理方面天然低效率。在不完全契約、交易費用、委托代理、財產權和公共選擇等理論框架下，國有經濟被認為存在軟預算約束、弱監(jiān)督激勵、政治干預等問題，私有化能包治一切國企頑疾。然而，圍繞私有化改革，無論是實證還是規(guī)范分析，西方主流經濟學在一些問題上不能給出令人滿意的解釋，比如產權和競爭哪個更重要，國有企業(yè)比私人企業(yè)是否更容易出現公司治理問題，國有企業(yè)是否比私人規(guī)制企業(yè)更容易產生政府干預的福利損失，等等。以上問題可以證明，新自由主義理論與政策對世界的征服需要炮制新的私有化理論來為其鳴鑼開道。 　　

      20世紀90年代以來，為推動發(fā)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的私有化，西方主流經濟學更側重從政治層面否定國有經濟。一是提出“掠奪之手”（grabbing hand）或“邪惡政府”假設，妖魔化并徹底否定國有經濟和政府干預的合理性，給這些國家的政府施加推行私有化的壓力。根據該假設，國有經濟既缺乏效率，也不能實現社會利益目標。“國有企業(yè)是高度無效率的，沒有效率是由于控制它們的政治家的政治壓力所致”， [1]（p995）是政治家謀求政治和個人利益的尋租工具，必然導致政治干預、低效率和腐敗，而不是追求社會福利最大化。二是主張全面徹底和快速地私有化，否定混合所有制的合理性。在他們看來，向市場經濟轉型成功的標準是全面私有化，而非市場制度構建、社會穩(wěn)定和經濟增長。只要徹底私有化，才能消除政府干預，確立完善的市場制度，自由競爭就會紛至沓來。姑且不考慮該邏輯何等荒謬，政府發(fā)動私有化的動力何在呢？主流經濟學認為，私有化的動力來自在私有化中受益的政治力量的推動，必須“構建支持私有化的政治聯(lián)盟”。[2](p5)顯然，私有化的動力來自政府官員、國企廠長經理、私人大企業(yè)等少數通過權錢交易，在私有化中侵吞國有資產而受益的政治聯(lián)盟，而非廣大的人民群眾。即便是免費發(fā)放國有資產憑證的“大眾私有化”，以及面向企業(yè)管理層和雇員的“內部人私有化”，也僅僅是為了加快私有化速度，減輕公眾和普通員工對私有化的抵制。對主流經濟學而言，“大眾私有化”和“內部人私有化”只是過渡，分散的公眾股東和雇員內部持股都被認為是低效率的產權結構，有礙產權重組，股權應該集中到少數“管理層”、“戰(zhàn)略投資者”手里；如果沒有合適的國內投資者，賣給外國資本是最好的選擇。總之，只要私有化就是有效率的，完全私有化旨在避免再國有化和國家干預。然而，按照這個改革方案，俄羅斯的私有化沒有按著預期的“去政治化”方向進行，而是強化了政府官員的權力尋租和對國有資產瘋狂剝奪、寡頭經濟膨脹、政府規(guī)制俘獲和腐敗、嚴重的兩極分化。即便被西方稱為“轉型優(yōu)等生”的東歐，私有化導致這些國家的出口工業(yè)和金融部門為外國資本所控制，從而走向了一條“拉美化”的依附發(fā)展道路。私有化沒有使這些國家走向發(fā)達市場經濟，相反，寡頭經濟、權力尋租和政府俘獲、外資控制卻成了完善市場改革的政治經濟阻力。發(fā)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國家市場經濟的現實與改革的目標大相徑庭。 　　

      作為“華盛頓共識”的核心內容，西方主流經濟學者鼓吹全面私有化改革不僅僅是出于所謂的建立市場經濟的需要，而是有著更為深刻的現實利益的動機。 　　

      第一是瓦解社會主義制度的需要。西方主流經濟學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一貫持懷疑和否定態(tài)度，他們將蘇東巨變解體視作社會主義經濟的歷史終結，以為找到了公有制與市場經濟不兼容、私有產權絕對優(yōu)于公有產權的有力實證。在他們看來，國有制與私有制孰優(yōu)孰劣已見分曉，理論分歧主要是改革順序和速度之爭，即私有化和確立競爭、保護私人產權的法律與金融等市場制度孰先孰后，是全面私有化還是漸進私有化。作為俄羅斯、東歐以及拉美國家私有化方案的設計者，薩克斯、施萊佛等人的全面快速私有化理論和政策成為主流。他們公開宣稱，私有化就是造就一批在私有化中受益的既得利益集團，使私有化進程不可逆轉，防止國家干預特別是社會主義卷土重來。頗具諷刺性的是，這個被公認為令俄羅斯陷入寡頭經濟、腐敗猖獗、犯罪盛行、社會不公，用了18年才恢復到1989年經濟水平的全面私有化方案非但沒有因為其災難性后果而得到清算，反而成為證明俄羅斯是轉型經濟樣板的“標準國家”，并證明要繼續(xù)深度私有化以根除政治腐敗的理由。 　　

      第二是在發(fā)展中國家榨取更多剩余的需要。拉美國家是私有化推行時間最長、貫徹的最徹底的發(fā)展中國家和地區(qū)，也是發(fā)達國家面向處于世界經濟體系外圍的發(fā)展中國家以資本輸出實現外圍化積累的主要目的地。私有化在拉美伴隨著經濟停滯、對外資依附的強化、社會不公和貧困化傾向。亞洲特別是東亞長期執(zhí)行國家引導發(fā)展戰(zhàn)略，走出了一條相對成功的發(fā)展道路。然而，金融自由化改革引發(fā)了拉美和亞洲的金融危機。利用貸款換改革方案，發(fā)達國家推動這些國家實施全面私有化和自由化。這樣，發(fā)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和金融資本更容易沖破各種政府保護和管制壁壘，支配這些國家弱小的私人資本，通過并購、直接投資輸出過剩產能，控制關鍵資源、市場甚至整個國民經濟。20世紀90年代以來，亞洲取代拉美成為發(fā)達國家跨國資本最大的外圍積累地區(qū)，但同時也帶來了產能過剩、過度依賴外資、國際游資沖擊、收入分化、內需不足等問題。在新自由主義階段，發(fā)達國家經濟的繁榮很大程度上源自對發(fā)展中國家經濟的剝奪。 　　

      第三是鼓吹市場經濟模式美國化的需要。西方主流經濟學鼓吹私有化言必稱美國，并將美國市場經濟模式當做最優(yōu)樣板。依照經濟達爾文主義邏輯，全球化會展開各國經濟體制優(yōu)劣的競賽。日本和歐洲大陸傳統(tǒng)市場經濟模式的合理成分被否定，密切的銀企關系、控制股東、集體協(xié)議等非市場協(xié)調機制和國家福利體制被認為不適應全球化競爭的需要，必須通過徹底的私有化、放松管制、彈性化的雇傭政策、股東價值至上的公司治理改革，實現各國經濟體制向英美模式的趨同。然而，趨同論否定市場經濟模式多樣性的邏輯是錯誤的。80年代以來的新自由主義改革使日本陷入長期蕭條的陷阱，歐洲則陷于一體化停滯困局，而這些都被認為是自由化和結構改革不徹底的結果。歐洲國家的中左政黨上臺后拋棄了傳統(tǒng)的選民基礎，推行比保守政黨更為激進的私有化改革，以削減政府赤字和開支，滿足歐盟趨同標準需要。然而，自由化改革導致工資收入比重下降和內需不足，加速了日本和歐洲企業(yè)投資的外圍化趨勢。這又推動了國內經濟停滯、失業(yè)上升、公共開支難以節(jié)制的惡性循環(huán)。這表明私有化理論把美國模式當成最優(yōu)和普適性的樣板絕對是個誤導。 　　

      第四是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和理念全球化的需要。90年代中期以來，新古典經濟學不僅成為學院派主流和官方指導理論，而且在主流經濟學內部，貨幣主義、實際周期理論和新凱恩斯經濟學相互融合，形成新新古典綜合或新共識宏觀經濟學。其基本共識體現為：穩(wěn)定物價為政策首要目標，利率是唯一的調控工具；鼓吹資本市場的“有效市場假設”，放松金融管制，讓資本市場調節(jié)資源配置；放棄充分就業(yè)，否定凱恩斯主義財政干預功能，政府公共產品和服務功能私有化。上述政策雖然導致西方國家國有經濟和政府職能的“去國有化”和“去功能化”，但出于各種因素，并未能真正落實。然而西方國家卻要求發(fā)展中國家、轉型經濟國家嚴格執(zhí)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在政策實踐上，新古典經濟理論對廣大的發(fā)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國家具有誤導性和危害性。它過于簡單和嚴重脫離現實的基本假設，迷信市場自動趨向穩(wěn)定的一般均衡思維，追求推理嚴格性而脫離經濟現實的數學形式主義方法，難以解釋和預測復雜多變的現實經濟。這已為新自由主義的現實表現所證明了的。 　　

      總之，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私有化理論有著明確的政治和經濟意圖，從根本上看，是通過推行新自由主義和資本全球化，維護發(fā)達國家壟斷資本利益的需要。它對所有制與市場經濟關系過于簡單化的解釋，不是出于經濟的而是出于政治和意識形態(tài)目的，因而不僅在發(fā)達國家導致了新自由主義危機，而且在拉美、俄羅斯和東歐產生了少數人剝奪國有資產的權貴資本主義，外國壟斷資本剝奪和控制發(fā)展中國家民族資本的依附經濟模式。 　　

      二、私有化理論與實踐的巨大反差 　　

      私有制比國有制更有效率嗎？國有企業(yè)比私人企業(yè)治理成本更高嗎？私有化是不可逆的嗎？私有化更符合社會利益嗎？只有徹底私有化才是真正和富有效率的市場經濟嗎？對這些問題，理論上一直存在著爭論，實證分析也不能提供肯定的回答。 　　

      在西方學術界，麥吉森、納什等人的跨國私有化實證分析被主流經濟學認為是標準的分析方法。它延續(xù)了主流經濟學方法論個體主義思維，即僅從企業(yè)財務和經營指標考察私有化的微觀效率，不考慮私有化的宏觀效應，認為企業(yè)微觀效率改善必然提高宏觀績效和社會利益；不論什么樣的國家、行業(yè)和競爭環(huán)境，所有的實證結果都一律支持私有化能夠改善微觀和宏觀經濟績效。這種實證方法存在誤導性，結論的可信性也廣受質疑。方法論的誤導性一是把私有化在特定情形下改善效率的作用絕對化和一般化。二是私有化實證分析的數據選擇本身就是有偏的，不能說明效率的改善是私有化本身帶來的，例如：率先私有化的都是業(yè)績最好的國有企業(yè)；多數是電信等規(guī)模較大且很容易采取上市私有化的國有企業(yè)；私有化后市場控制力或壟斷不斷強化的企業(yè)；忽略了很多私有化后破產的企業(yè)；多數考察樣本來自數據更為詳細的發(fā)達國家且業(yè)績較好的企業(yè)，而來自發(fā)展中國家的數據分析太少。由于忽視了全球大量私有化失敗事實的存在，私有化絕對提高效率的結論也就值得懷疑，因此，效率不是解釋私有化合理性的重要理由。事實上，對于數量上遠遠超過國有企業(yè)的私人企業(yè)而言，因效率不佳而失敗的情況更為普遍。一些西方學者也承認，私有化不是決定企業(yè)效率的關鍵因素，缺乏競爭和完善的市場制度，單靠私有化本身并不能保障改善效率。比如英國學者維克斯和耶羅就認為，“公有制和競爭是完全相互兼容的,……即便沒有私有化，面對競爭壓力的公共企業(yè)將會更有優(yōu)勢”。[3](p51) 　　

      私有化更符合社會利益的觀點也是不成立的。國有經濟的真正意義在于公平而不是利潤最大化。私有化對贏利的國有企業(yè)沒有影響，而私人資本對公益性和不贏利的國有企業(yè)缺乏興趣。[4] 由于私人資本的逐利性質，許多國家的水、電、燃氣、交通等公用事業(yè)私有化后出現了基礎投入不足，以及高價格、低質量、低效率等損害公共利益的問題。西方主流經濟學以腐敗和壟斷否定國有企業(yè)公共利益功能。然而私有化蘊藏著更嚴重的腐敗，這不僅體現在私有化過程中侵吞賤賣國有資產，私有化后的財務造假、資產隧道轉移等侵害投資者利益行為，還體現在政府向私人外包公共產品和服務的過程中的暗箱交易。以技術創(chuàng)新否定自然壟斷進而否定國有企業(yè)也經不起事實檢驗的。這是因為壟斷是發(fā)達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自然壟斷行業(yè)即便私有化后也不能改變其壟斷性質，而全球化更使發(fā)達國家放松了反壟斷力度。技術創(chuàng)新從未消除過壟斷，技術的網絡外部性決定了技術標準本身就是一種壟斷。發(fā)達國家的跨國公司掌握著技術標準的話語權，最典型的就是美國微軟和英特爾公司分別壟斷全球信息產業(yè)軟件和硬件技術標準的“溫特制”。根據經合組織發(fā)布的《OECD通訊展望2009》數據顯示，在被認為最容易因技術創(chuàng)新打破自然壟斷的電信部門，發(fā)達國家國有國控的比例也很高。事實上，在具有公共產品和服務性質、社會效益遠大于經濟利益的重大技術創(chuàng)新和基礎投資項目上，往往存在著私人資本囿于風險而不愿投資的市場失靈問題。對于無論資金、人才和技術都比較缺乏的發(fā)展中國家而言，這個問題更需要國家來解決。西方私有化理論否定自然壟斷和國有企業(yè)的真實意圖是什么呢？弗里德曼曾經說過，“自然壟斷只有三種形式可供選擇：不受規(guī)制的私人壟斷、有規(guī)制的私人壟斷以及國家經營。三者之中只有不受管制的私人壟斷最易被接受”。[5](p128)可見，新自由主義的根本目的是維護私人壟斷資本利益，反對的不是私人壟斷，只是反對國家對私人壟斷資本利益的任何限制而已。 　　

      國有企業(yè)比私人企業(yè)治理成本更高的說法也是不成立的。在全球化背景下，國有上市公司和私人公司面臨同樣的競爭環(huán)境、復雜的內部層級和委托代理問題。西方主流經濟學極端迷信資本市場的治理功能，認為資本市場能夠準確反映企業(yè)真實信息，并通過產權重組對企業(yè)管理層施加利潤和股東價值最大化約束，而國有產權意味著軟預算約、政治干預和高代理成本。實際上，即便被當做公司治理標桿的美國私人上市公司，也存在難以治愈的市場監(jiān)督體系和內部治理結構失靈問題，如機構股東的消極監(jiān)督，證券評級機構、投資銀行、會計事務所等投資者利益“看門人”機構被俘獲，獨立董事俘獲，CEO權力缺乏制衡，與業(yè)績脫鉤的天價高管薪酬，等等。軟預算約束、政治干預不是國有企業(yè)所特有的，當政府對私人壟斷企業(yè)提供隱性擔保和危機救助時，后者也會存在同樣的問題。無論是房利美和房地美等承擔政策信貸職能的準國有企業(yè)，還是貝爾斯登、福特和AIG等純粹私人壟斷企業(yè)，政府都會以其“太大而不能破產”為由實施注資和國有化等救助措施。此次美國政府9,500億美元的救助預算充分說明，相對國有企業(yè)，私人壟斷企業(yè)的治理和干預成本更加高昂，沒有理由斷言國有產權比私有產權的治理成本更高。 　　

      全面和不可逆的私有化方式既不符合發(fā)達國家的經濟現實，也誤導了發(fā)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首先，從發(fā)達國家看，全面私有化只是解決國有企業(yè)的方案之一，多數西方國家的國有企業(yè)采取的是混合所有制結構。根據OECD的調查數據，超過一半的OECD國有企業(yè)是完全國有，20%是國家控股，即平均3/4的國企是國有國控。[6](p33)在一些公共基礎設施或戰(zhàn)略性的企業(yè)和部門中，政府仍然保留了各種后私有化控制手段，如部分私有化、收回條款（再國有化）、黃金股、穩(wěn)定核心股東等。[7](p106)國家在私有化企業(yè)保留控制權的目的是出于國家安全考慮，如控制關鍵技術和并購、價格規(guī)制、參與行業(yè)協(xié)調的國際談判等。國有經濟在西方國家經濟中所占比重本來就不大，歷經30年，私有化和國有化仍在反復進行著，這本身就表明國有經濟并非簡單的“一私就靈”。其次，對發(fā)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而言，盲目追求全面和快速私有化，忽視法律、規(guī)制等市場制度建設，帶來的是資產剝奪而非財富創(chuàng)造，加劇腐敗而非抑制腐敗，造就壟斷而非促進競爭，產權控制而非有效重組。發(fā)達國家對自身的私有化過程如此謹慎，卻要求發(fā)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全面快速的私有化并對外資開放，而且歧視和阻撓后者對發(fā)達國家企業(yè)的并購，這種雙重標準不能不讓人懷疑其真實意圖。再次，作為一種周期現象，私有化和國有化交替已經延續(xù)了一個世紀，這其中既有全球同步性質的，也有更多個別隨機性質的。迄今，資本主義經歷了20世紀80年代、90年代和2000年以來的三次私有化高潮，但也經歷了1929-33年大蕭條之后、戰(zhàn)后初期、70年代石油危機、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以來的四次國有化浪潮。這種周期趨勢還會繼續(xù)下去并辯證的表明，私有化和國有化都不能從根本上消除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私有化加劇勞資對立、收入分化，使生產過剩和消費不足的矛盾不斷積累，必然會通過一次次的經濟危機暴力性地暫時緩解。國有化一方面為陷入危機的私人壟斷資本的巨額損失買單，從而暫時性的恢復其積累能力，另一方面通過強制性的收入再分配暫時性地恢復供求平衡。而在新自由主義階段，西方國家干預的特點是慷慨地向少數私人壟斷企業(yè)注資或臨時國有化，這不僅不會對就業(yè)和需求產生實質性的影響，而且其應急干預成本也越來越高。此次全球經濟危機中發(fā)達國家僅用于部分國有化的救助費用就超過了1.5萬億美元，相當于1977年以來的全世界私有化收入總額。[8](p3)因此，西方國家的私有化和國有化就其實質而言，不過是社會利益的私人化和私人成本的社會化。 　　

      西方主流經濟學鼓吹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模式，宣揚全面私有化能夠促進競爭和增長、深化資本市場、提高就業(yè)和收入、增加政府收入和削減赤字等。然而，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并沒有兌現這些承諾，它在過去30年的總體表現甚至無法和凱恩斯主義時代相比。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在黃金增長時代和新自由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經濟的宏觀經濟指標對比如下：全球平均增長率分別為4.8%和3.2%；全球平均通貨膨脹率分別為3.9%和3.2%，考慮到新自由主義的高房價等資產價格泡沫，這個差別甚至可以逆轉；失業(yè)率方面，美國、法國、德國和英國在黃金增長時期分別為4.8%、1.2%、3.1%和1.6%，在新自由主義時代分別為6.1%、9.5%、7.5%和7.4%。[9](p116-126)新自由主義階段全面遜于凱恩斯主義時代。 　　

      私有化、自由化和全球化導致失業(yè)上升、勞動收入比例下降和嚴重的分配不公。新自由主義模式極大地削弱了勞動對資本的談判能力。正如馬克思所評價的那樣，自由競爭“自由的并不是人，而是資本”，[10](p159) “這種戰(zhàn)爭有一個特點，就是致勝的辦法與其說是增加勞動大軍，不如說是減少勞動大軍。統(tǒng)帥們即資本家們相互競賽，看誰能解雇更多的產業(yè)士兵”。[11](p504)新自由主義采取“裁員加分紅”的股東利益至上的公司治理，削減和私有化社會福利保障，私有化國有經濟和政府功能。這些加劇了勞動收入比重的下降和收入不平等。僅以日本、英國、意大利、美國為例，根據歐盟年度宏觀經濟數據（AMECO），1975年上述各國勞動收入占GDP比重分別為：75.6%、71.6%、69.7%、63.9%，2008年分別為：59.7%、61.6%、54.5%、60%。在過去一個多世紀里，資本主義經濟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20世紀70年代以來兩個奉行自由主義政策的階段都出現了嚴重的收入分化。[12]恰恰是這兩次收入大分化激化了生產過剩和需求不足的矛盾，造成了兩次空前的世界經濟危機。 　　

      私有化也沒有兌現削減政府赤字和公共債務的承諾，反而使資本主義經濟陷入債務陷阱。其表現之一是政府債務和赤字占GDP比重不斷攀升。僅以法國、日本、英國、美國為例，1980年上述四國政府債務占GDP比重分別為20.7%、50.28%、46.1%和42%；1997年分別為59.4%、107.5%、49.3%和67.7%；2009年分別為77.4%、217.56%、68.1%和83.2%。發(fā)達國家財政赤字占GDP的平均比重從80、90年代的2.5%、3.7%增加到21世紀頭10年的3.9%，其中2009年達到10%。[13]其表現之二是家庭、企業(yè)、金融機構債務增長速度更快。僅以美國為例，1982年家庭、企業(yè)、金融機構債務占GDP之比分別為48%、55%和23%，至2009年第四季度分別為94%、76%和108%。2009年美國全部債務達到57萬億美元，是美國國民收入的5倍，平均每個美國人背負的債務為185,668美元。[14]這充分表明，私有化（包括國有經濟、住房、教育、醫(yī)療和社會保障）加劇了收入從勞動向資本轉移，抑制了社會總需求，最終只能通過信貸和公債擴張的形式維持經濟增長。同時也表明，新自由主義并沒有削弱政府干預，而是被迫強化了，這就是西方公共財政的實質。 　　

      私有化導致資本主義經濟的過度金融化與頻繁的金融危機。西方主流經濟學極端迷信資本市場的調節(jié)功能，主張通過私有化深化資本市場。他們把1984年以來發(fā)達國家GDP和通貨膨脹增長率下降的現象稱之為“大穩(wěn)健”（The Great Moderation），而頻繁的金融危機則證明這不過是個幻覺。1945～1971年間，全球共發(fā)生38次金融危機，而在新自由主義時代，僅1973～1997年就發(fā)生了139次金融危機。[15](p31)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1970～2007年間，全球93個國家總共發(fā)生124次系統(tǒng)性銀行危機、208次通貨危機、63次主權債務危機。上述危機中雙重危機42次，三重危機10次。[16]危機的根源就在于新自由主義加劇生產過剩和實體經濟停滯，就業(yè)和工資收入下降進而總需求下降。在刺激實體經濟無望的條件下，發(fā)達國家通過放松金融管制甚至社會保障私有化來為金融資本開拓新的積累渠道。它把資本積累直接建立在榨取家庭收入的信貸消費等金融剝奪手段上，而工資收入比重的停滯和下降使信貸消費需求不可持續(xù)。各種逃避監(jiān)管的金融創(chuàng)新手段不僅增加了銀行的流動性和信貸擴張規(guī)模，還將投資風險轉嫁和擴散到全社會，最終演變成一場全面而持久的經濟危機。 　　

      三、為什么不能用西方的私有化理論否定我國的國有經濟 　　

      上述分析表明，西方的私有化理論并不是一種科學的理論，在邏輯上和現實上都存在著明顯的缺陷。然而近年來，特別是圍繞“國進民退”之爭，學術界有一種流行的思潮，就是以西方的私有化理論為依據來否定我國的國有經濟，主張只有實行全面的私有化或民營化，才能建立所謂的發(fā)達的市場經濟。這種思潮是錯誤的和誤導的。 　　

      第一，否定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fā)展，這種所有制結構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是我黨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國情相結合的長期經濟建設經驗與教訓的科學總結。它有利于解放和發(fā)展生產力、兼顧公平與效率、貫徹科學發(fā)展觀和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然而，主張“國退民進”的一些人卻要否定公有制為主體這一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基礎，提出民營經濟才是社會主義經濟主體，是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和黨執(zhí)政的重要基礎；救活中國社會主義的不是國有經濟，而是民營經濟，只有“國退民進”才是改革的大趨勢，否則就是背離市場化改革方向，就是走回頭路。顯然，他們把私有化看做國有企業(yè)和市場經濟改革的主方向，刻意否定國有經濟的作用，混淆社會主義國有經濟與資本主義國有經濟性質的差別。資本主義國有資本歸根到底是為私人壟斷資本利益服務的，社會利益只是在服從私人壟斷資本整體和長遠利益的條件下才會被考慮和包容。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絕非可有可無。不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在一個完全私有制的經濟基礎上何以保障社會主義性質，何以實現共同富裕和人民當家做主。 　　

      第二，制造國有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對立。一些人認為，以國有經濟為主導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是真正的市場經濟。在他們看來，只有徹底的私有化和取消國家干預才是真正的市場經濟，國企改革的全部內容就是私有化，國有經濟只能退不能進，國有經濟不僅要退出競爭性領域，在自然壟斷和公共產品部門也要全部讓給私人資本。國有資本對無序和低效率的私人資本的重組被說成是逆市場化倒退或體制復歸。他們以壟斷、腐敗、政府干預為由，否認國有經濟與市場經濟的兼容性，這些觀點都是片面和錯誤的，甚至也不符合發(fā)達國家市場經濟的現實。首先，將壟斷和國有經濟聯(lián)系起來并作為徹底私有化的理由是不成立的。國有經濟主要涉及的自然壟斷和公共基礎設施行業(yè)其性質決定了即便私有化也不可能改變其自然壟斷性質，由國家在相關領域的經營比私人企業(yè)更能保障公共利益目標。從西方國家情況看，私人企業(yè)的壟斷現象更為普遍。這些年，國有經濟效益和競爭力不斷提高不是依靠壟斷，而恰恰是經過改組和引入民間資本，形成有效競爭格局的結果。相對于發(fā)達國家，中國經濟的主要問題是過度競爭而不是壟斷。企業(yè)規(guī)模較小、結構過于分散、競爭力低下和自主創(chuàng)新能力缺乏導致產能過剩，必須通過重組提高效率，改善產業(yè)結構。其次，西方主流經濟學將國有經濟視為腐敗之源，主張只有私有化才能有效治理腐敗，實質是誘使發(fā)展中國家推行全面私有化。腐敗是一種社會歷史現象，是權力缺乏制衡和監(jiān)督的表現，和所有制沒有直接關系。實際上，私有化刺激而不是抑制了腐敗，腐敗現象的肆虐和加劇恰恰發(fā)生在私有化過程當中，國有資產和公權力的私有化相結合必然產生權力尋租以及資本對權力的俘獲。西方主流經濟學有意回避甚至美化私有化過程的腐敗問題，利用公眾痛恨腐敗制造輿論，達到否定國有經濟迫使發(fā)展中國家政府推行全面私有化的目的。再次，將國有經濟和政府干預對立起來也是誤導性的。即便是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政府也很難完全退出自然壟斷和公共產品部門，甚至對一些競爭性領域的私人壟斷企業(yè)，出于國家安全、社會穩(wěn)定、公共利益等考慮也采取必要的干預和規(guī)制。在我國，國有經濟在關鍵行業(yè)和領域保持支配地位，不斷提高國有經濟整體素質，實現資產保值增值，能夠更好地實現國家和人民群眾利益，這是其他任何非公經濟成分所不能替代的。國有經濟存在的一些問題可以通過改革加以完善，但不足以成為否定它的借口。此外，全球化使跨國資本和東道國企業(yè)之間的競爭日趨激烈。作為后發(fā)國家，很難依靠弱小的民營資本同跨國資本競爭，因此盲目強調“國退民進”很可能不是民營企業(yè)的進入和發(fā)展，而是跨國壟斷資本的占領。 [17] 　　

      第三，制造國有經濟和非公經濟的對立。一些人無視國家出臺的各種私營企業(yè)優(yōu)惠政策、國有經濟通過戰(zhàn)略性調整比重不斷下降、非公經濟比重不斷上升的事實，無端指責國有經濟排擠民營經濟，并將二者歪曲為國富與民富、國家與人民的對立關系。一方面，他們不顧多數國有企業(yè)經過股份制改造已經成為混合經濟的事實，極力妖魔化國有經濟，將其看做是“與民爭利”的特殊利益集團的官僚或權貴經濟；另一方面，他們偷換概念，將“民營經濟”當做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化身，宣揚“國進民退”會造成國富民窮和社會不公。然而，事實并不支持這種邏輯推論。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國有經濟比重持續(xù)下降，私營經濟比重不斷上升，勞動收入比重卻持續(xù)下降，收入從勞動向資本加速轉移，社會貧富差距擴大主要體現在“資富勞窮”。從國家財政稅收比重來看，也不支持國富民窮的觀點，即便按照美國的保守智庫傳統(tǒng)基金會的統(tǒng)計數據，中國國家財政收入占GDP的比例不僅低于發(fā)達國家，甚至也低于同等發(fā)展水平的發(fā)展中國家。國內有人提出將國有資產分給13億人刺激消費，這不僅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勞動收入增長緩慢和需求不足問題，還會造成社會生產力的巨大損失，加劇社會兩極分化，這是俄羅斯私有化的前車之鑒。私有制性質決定了無論私營經濟比重多大，都不能替代國有經濟而代表廣大人民群眾利益。正是國有經濟和國家財政支出在基礎設施、公共服務、轉移支付等改善民生方面的貢獻，為民營經濟的發(fā)展提供了廣闊的發(fā)展空間。一些人卻把改革過程中出現的收入分化、勞資關系緊張、腐敗、民營經濟活動的不規(guī)范和違法行為、民營企業(yè)家缺乏社會責任感等社會矛盾統(tǒng)統(tǒng)歸咎于國有經濟，而將過去30年的經濟發(fā)展成就都歸功于私營經濟的發(fā)展，這種觀點是混淆視聽和極端片面的，必須予以澄清。 　　

      第四，否定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基礎。如果不糾正當前錯誤思潮的影響，中國改革發(fā)展方向必將逆轉并非危言聳聽。一些人認為，國有經濟做強做大只會阻礙中國民主法治進程，追求人民的幸福、追求自由民主不一定非要公有制。一些人甚至打著反對壟斷特權和特殊利益集團的口號，要求徹底的私有化，公然要求實行西方民主政治的“憲政改革”，否定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這是完全錯誤的，必須引起高度警惕。筆者認為，隨著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的確需要積極穩(wěn)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但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而要做到這些就必須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fā)展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 　　

      四、結語 　　

      否定國有經濟進而全盤否定中國發(fā)展模式是西方國家及其主流經濟學的一貫立場。從蘇東巨變解體后的“中國威脅論”，亞洲金融危機后的“中國崩潰論”，再到此次全球經濟危機后的“國家資本主義論”、“威權資本主義論”、無一不昭示著主流經濟學對中國發(fā)展模式的一貫懷疑和偏見。西方主流經濟學無視西方國家此次創(chuàng)紀錄的國有化干預，將中國發(fā)展模式歸結為威權資本主義體制的成功，這種論調的要害是以西方自由市場經濟模式為參照，制造政府與民眾、國企與民企的對立，否定共產黨的執(zhí)政地位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他們無視西方國家跨國資本全球性擴張與支配的事實，在國際上炮制“國家資本主義”威脅論，妖魔化中國的國有企業(yè)，其目的無非是迫使中國按照他們設定的路線進行改革，放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過去30年里，執(zhí)行“華盛頓共識”改革路線的拉美、歐洲轉型經濟和東亞相繼陷入經濟發(fā)展困境，全球經濟危機更是暴露出新自由主義模式的嚴重弊端。這些都表明，對后發(fā)國家而言，西方的自由市場經濟不可復制，更不能盲目迷信私有化和自由化能夠促進增長、公平分配、消除腐敗的神話。中國發(fā)展模式不同于西方的自由市場經濟模式，拓展了民族國家走向現代化的新途徑，為廣大發(fā)展中國家謀求適合本國國情的自主發(fā)展道路提供了寶貴經驗。中國不搞全面私有化，而是采取國有經濟為主導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將市場調節(jié)和政府調控有機結合，實現了持續(xù)快速的增長；不搞激進的市場化和政治體制改革，以穩(wěn)妥漸進的方式實現了政治經濟的穩(wěn)定；國家引導發(fā)展戰(zhàn)略在區(qū)域協(xié)調、改善基礎設施、脫貧、提高收入、自主創(chuàng)新、應對自然災害、提升綜合國力等方面顯示出極大的優(yōu)越性。盡管中國經濟發(fā)展中的確也存在不少隱患和問題，這些都必須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前提下通過深化改革加以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