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剛　　

      長期以來，相當多從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教學和研究的人，主要將這一理論體系看作是革命的理論，即馬克思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必然滅亡的內在規(guī)律，是指導無產階級革命的基本理論，很少將這一理論體系看作是經濟建設的理論。由此，從邏輯關系出發(fā)，給不少人造成了一個誤解：既然中國已實現了社會主義，推翻資本主義的歷史任務已經完成，那么，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經濟建設中也就失去了指導意義和應用價值。一些推崇西方經濟學的人也從這個角度輕視乃至貶低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地位。事實上，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同時包含了經濟建設的指導理論。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至少具有兩個特點：一是全面地總結和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又系統(tǒng)地闡釋了馬克思自己的創(chuàng)見；二是揭示了人類社會一般的經濟發(fā)展規(guī)律，既透徹分析了資本主義的經濟運行規(guī)律及其發(fā)展趨勢，又揭示了市場經濟的一般運行規(guī)則和內在機理，并提出了一些對未來社會經濟狀況的設想。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大多內容沒有被西方經濟學所吸納，可能的原因大致有三：第一，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是以關于人類經濟社會發(fā)展基本規(guī)律的理論為基礎的，根據這一理論，資本主義社會只是人類歷史發(fā)展長河中的一個階段，它必然被比它更高的社會形態(tài)所代替；而西方經濟學是以資本主義的經濟社會制度為基本前提的，其中，相當多內容雖屬市場經濟的共性內容，但在不少西方經濟學家眼中卻是資本主義的產物。因此，由于歷史觀不同，后者不愿意吸納前者。第二，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它深刻解釋了剩余價值的來源和資本主義的剝削實質；而西方經濟學以商品的效用理論和供求理論為基礎，否定剝削的存在。因此，由于立場的不同，后者無法吸納前者。第三，馬克思在其《資本論》和眾多論著中更多運用的是辯證邏輯方法，通過演繹推理和實證來闡述或論證每個原理；而西方經濟學主要運用的是數理邏輯方法，通過數理模型的推演和數據支持來闡述或論證每個原理。因此，由于方法論不同，后者難以吸納前者。西方經濟學未能吸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內容，這更加說明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的特有價值。 　　

      就中國經濟建設實踐而言，如果缺乏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指導，不僅經濟改革難以展開和深化，就是經濟運行和經濟發(fā)展也將因理論缺失而舉步維艱。30多年來，中國經濟實踐中所獲得的一系列重大成就，既是中國人民發(fā)揮聰明才智，根據中國國情，艱苦奮斗，大膽創(chuàng)新的結果，同時也是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將馬克思理論中國化的產物。 　　

      1．經濟體制改革。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對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領域進行的深刻變革。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指出：“實現四個現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產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變同生產力發(fā)展不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場廣泛、深刻的革命。”這樣一場偉大而深刻的變革，只能以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理論為指導，在西方經濟學中是找不到基本理論根據的。30多年來，中國的經濟改革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展開，經全國人民的艱苦努力和卓絕奮斗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但改革進程遠未完結，在經濟建設的不同時期和不同領域，我們還會遇到如何處理好改革、發(fā)展、穩(wěn)定的關系問題。為此，切實貫徹科學發(fā)展觀，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fā)展，堅持以發(fā)展生產力為主線、改革和穩(wěn)定為發(fā)展服務的基本取向，不僅是必須的，而且是不可偏離的。 　　

      2．自由時間與GDP增長率。財富通過生產勞動而創(chuàng)造，勞動是按時間計量的，由此，在其他條件不變的場合，勞動時間越多，也就意味著所創(chuàng)造的財富越多。從上世紀80年代起，隨著對外開放進程的展開，人們看到了發(fā)達國家每周五天工作制的現實，也期望著中國能夠改變每周6天工作制狀況，但鑒于經濟發(fā)展水平太低，主張實行6天工作制的意見一直占上風。如何權衡縮短勞動時間和保障GDP增長的關系，西方經濟學并無可借鑒的理論，但馬克思關于必要勞動時間與剩余勞動時間、財富與自由時間的理論則給我們以重要指導。1994年，我們先是試行隔周一次的5天工作制，1995年實行了每周5天工作制。迄今，10多年過去了，GDP增長不僅沒有受到嚴重的影響，而且保持了持續(xù)快速增長的良好勢頭。 　　

      凡學習過西方微觀經濟學的人都知道帕累托最優(yōu)理論。該理論認為，“如果沒有一個人可以在不使任何他人境況變壞的條件下使得自身狀況變得更好”，（斯蒂格利茨：《經濟學》（上），第318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資源的配置效率就達到最理想的狀態(tài)了。這實際上意味著兩個問題的發(fā)生：一是如果真的達到了帕累托最優(yōu)，按照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市場機制的功能也就發(fā)揮到了極限，它不可能再有任何新的更好的發(fā)展了，因此，經濟發(fā)展也就停止了（否則，就應倒退了）；二是如果財富的計算不再是以實物和勞動來計算，那么，帕累托最優(yōu)就失去了實踐意義。與此不同，馬克思關于自由時間的理論，不僅具有資源配置效率的內涵，而且對人類經濟社會發(fā)展具有長久的指導意義。 　　

      3．股份公司與國有企業(yè)改革。改革國有大中型企業(yè)是中國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huán)節(jié)。在上世紀80年代，我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從利潤分成、利改稅到經營承包責任制，但國有企業(yè)的運行機制基本沒有改變；90年代初期提出了建立現代企業(yè)制度后，股份公司成為深化國有企業(yè)改革的重要方式。然而，如何認識股份公司制度，卻是一個值得進一步探討的理論問題。西方經濟學理論將股份公司看作是一種私有化的企業(yè)制度，我國也有一些人持這種看法，因此，反對實行股份公司制度。但馬克思并不這樣認為，他指出：在股份公司中，“那種本身建立在社會生產方式的基礎上并以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社會集中為前提的資本，在這里直接取得了社會資本（即那些直接聯合起來的個人的資本）的形式，而與私人資本相對立，并且它的企業(yè)也表現為社會企業(yè)，而與私人企業(yè)相對立。這是作為私人財產的資本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范圍內的揚棄。”“在股份公司內，職能已經同資本所有權相分離，因而勞動也已經完全同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剩余勞動的所有權相分離。資本主義生產極度發(fā)展的這個結果，是資本再轉化為生產者的財產所必需的過渡點，不過這種財產不再是各個相互分離的生產者的私有財產，而是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財產，即直接的社會財產。”（《資本論》第3卷第494、495頁）那種認為實行股份公司就是私有化的認識存在著一個嚴重的邏輯矛盾，即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股份公司具有“揚棄”私有制的功能，怎么到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中卻成了發(fā)展私有制的機制？事實證明，股份公司制度是一種實現資本集中、推進社會化生產進步的企業(yè)制度，在中國經濟中又是公有制的一種有效實現方式。 　　

      4．公房改革。公房改革曾經是中國改革中的一個難點。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在探討公房改革過程中，就有人提出要按照商品經濟的要求，以商品住宅的銷售價格為公房改革的定價基礎；90年代又有人提出，應按照商品住宅的市場價為基礎來研究公房改革和對應的房租，并認為如果低于市場價這一基礎，就有造成國有資產流失的危險。但中國的實踐并沒有囿于此論，而是根據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和中國實際情況，選擇了適合自己的方式來推進這一改革。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明確指出：“勞動力的價值，就是維持勞動力占有者所必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其中包括“食物、衣服、取暖、居住等等”。（《資本論》第1卷第199頁）中國在自己的實踐中，從20世紀50年代起，曾實行變個人消費為集體消費，將職工工資中本應包含的住房、教育、醫(yī)療等費用以集體消費的方式集中使用，由此，使得住房在形式上成了由政府財政投資形成的資產。顯然，住房實質上是由職工工資收入所形成的，因此，以公平為基礎、按照帶有歸還含義的標準價將公房銷售給職工，并不是國有資產的流失。1999－2001的3年間，在沒有引起大的動蕩的條件下，全國各地普遍完成了公房改革?；仡欉@一進程，可以看到，公房改革的指導理論在西方宏微觀經濟學中是找不到的。 　　

      5．物價上漲和通貨膨脹。2003年8月以后，在中國經濟運行中發(fā)生了多次物價上漲現象，對此，如何認識？一些人簡單地以西方宏觀經濟學理論為依據，先是強調“要防止通貨膨脹”，隨后，在2004年6月份以后、2007年3月份以后和2010年6月份以后，在物價上漲率超過3%時，又疾呼要運用緊縮貨幣政策的機制來“治理通貨膨脹”，由此，提出了如何認識物價上漲與通貨膨脹的關系問題？ 　　

      根據馬克思的理論，物價上漲至少有三種情況：一是價格向價值的回歸。從商品價格與價值的關系看，由于價格圍繞價值上下波動，因此，當價格低于價值時，物價上漲不過是價格向價值的回歸。二是商品供不應求。在需求不變而供給減少的情況，可能發(fā)生由商品供不應求所導致的物價上漲；在供給不變而需求增加或供給增長慢于需求增長的條件下，同樣可能發(fā)生供不應求所導致的物價上漲。三是貨幣發(fā)行過多。馬克思從貨幣流通規(guī)律出發(fā)，認為紙幣發(fā)行量一旦超過商品流通所需要的貨幣量就可能導致物價普遍上漲，這種物價普遍上漲稱為通貨膨脹。中國在2004年、2007年和2010年的CPI上漲主要由農產品（包括糧食、豬肉和肉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等）的供不應求所引致，不是物價的普遍上漲（在這期間，相當多消費類工業(yè)制成品處于價格下行走勢）。但在西方宏觀經濟學中，除通貨膨脹外，就沒有其他類型的物價上漲，由此使得一些信奉西方宏觀經濟學的人，簡單地將一切物價變動都以“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冠之，并尋求貨幣政策予以化解。但中國政府并沒有如此，主要選擇了財政政策，給農民和低收入群體以財政支持。與此相比，馬克思的理論更加豐富和符合經濟實踐。 　　

      6．價值創(chuàng)造與股市的財富效應。有股份公司自然就要有股票市場。在促進資本集中從而促進股份公司發(fā)展方面，股票市場具有積極重要的作用。但股票交易市場是否具有財富效應卻值得商討。上世紀80年代以后（尤其是90年代），西方一些學者提出并反復論證股票交易市場的財富效應（簡稱“股市財富效應”），認為在股市走高時期，一些獲利的投資者會擴大他們的消費，由此，將拉動需求，促進GDP增長；反之，在股市走低時期，投資者將削減消費，抑制需求，由此，抑制GDP的增長。這一認識被一些中國學者所接受。他們根據中國股市的數據和其他資料，從各個角度論證中國股市的財富效應，甚至以股價上漲增值為由提出了股市創(chuàng)造價值的說法，并將這些認識運用于高校教學。由此，出現了兩個值得商討的問題。 　　

      第一，商品交易活動是否創(chuàng)造價值？根據馬克思的理論，商品交易活動本身屬于非生產勞動，雖然對生產勞動來說，這些活動是不可或缺的，但非生產勞動不創(chuàng)造價值，與此對應，股票交易市場的活動也不創(chuàng)造價值。毫無疑問，從事股票交易市場活動的各種中介機構可以獲得收入，也需要繳納稅負，但這并不證明股票交易市場具有創(chuàng)造價值的功能。這些收入和稅負，或者是從創(chuàng)造價值的領域中轉移過來的，或者是股市參與者的收入再分配的結果，但不是股市交易活動創(chuàng)造的。 　　

      第二，股市走勢是否影響投資者的消費？就個案而言，的確存在著股市投資獲利者擴大其個人消費的現象，但重要的不是這些投資者是否擴大其個人消費，而是他們擴大消費的資金從何而來？例如，某一投資者先前以10元/股的價格買入某種股票1萬股，在股價上升到15元/股時賣出，由此，獲利5萬元（舍去傭金等費用），并將這5萬元全部用于個人消費，由此，在直接關系上，似乎消費擴大了5萬元。但只要細究就不難發(fā)現，實際上，從全社會來看，消費并沒有擴大。因為這一投資者所獲得的5萬元獲利資金來源于按15元/股買入股票的另一投資者，對后者而言，他的消費減少了。馬克思明確指出： “只要這種證券的貶值或增值同它們所代表的現實資本的價值變動無關，一國的財富在這種貶值或增值以后，和在此以前是一樣的。”（《資本論》第3卷第531頁） 　　

      7．土地價格與地租。2004年以后，商品住宅價格大幅上升的問題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商品住宅價格上揚的原因相當復雜，其中既包括由土地供給價格上升和建筑成本上升等引致的成本推進型價格上揚，商品住宅供不應求引致的需求拉上型價格上揚，高、中、低各類商品住宅的供給結構不合理引致的結構性價格上揚，也包括一些開發(fā)商和投資者利用商品住宅市場的供給短缺、制度不完善和監(jiān)管不到位等，采取囤積、抬價、投機等方式推波助瀾地使商品住宅價格走高。但所有此類分析都停留于一般商品市場理論范疇，并未真正體現出與土地價格特點直接相關的商品住宅價格特點。 　　

      馬克思認為，土地價格是地租資本化的產物，即“資本化的地租表現為土地價格或土地價值”。（同上，第704頁）地租可分為絕對地租、級差地租Ⅰ和級差地租Ⅱ。絕對地租是使用任何等級的土地都必須支付的地租；級差地租Ⅰ是由土地的地理位置、肥沃程度等自然因素決定所應支付的地租；級差地租Ⅱ則是由土地上的基礎設施、固定資產等因素所形成的地租。在土地租用期內，租地者因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固定資產投資、改良土壤等可能引致的農產品產量增加、單位農產品成本降低從而收益增加，在這個過程中，他可能依然支付絕對地租和級差地租Ⅰ，并不支付級差地租Ⅱ；但在土地租用期滿后，由于土地上的基礎設施、固定資產和已改良過的土壤不能移動，因此，土地所有者可利用這些因素要求續(xù)租者支付級差地租Ⅱ。 　　

      近年來，中國各城市在批租商品住宅建設用地中，根據土地在批租時的現實狀況分別考慮到了由絕對地租、級差地租Ⅰ和級差地租Ⅱ所決定的土地價格，但受具體條件和城鎮(zhèn)化進程制約，并不可能充分估算級差地租Ⅱ的數量，也不可能充分估算哪些土地在什么時候、多大程度上將產生級差地租Ⅱ。一個簡單的事實是，原先較為偏遠的城市郊區(qū)，在批租土地時考慮到地理位置因素計算了由級差地租Ⅰ所決定的土地價格，但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快速推進，這些城郊地區(qū)劃入了城市，并且基礎設施、商業(yè)設施、文教衛(wèi)生設施和綠地等條件大為改善，由此決定級差地租Ⅱ形成了；但因已批租的土地使用期限為70年，在70年未滿的條件下，這些級差地租Ⅱ歸租地者所有，這樣，已購買這些地區(qū)商品住宅的居民就感到有一個房價上漲的收益。在這些地區(qū)，那些尚未批租的土地，在批租中的價格將明顯高于基礎設施、商業(yè)設施、文教衛(wèi)生設施和綠地等條件未改善時的價格。另一方面，就是原先已支付過級差地租Ⅱ的土地也將因市政設施的進一步改善而獲得增值，由此，城市中心的土地價格將隨著城市的功能發(fā)展而提高，與此對應，在城市中心購買商品住宅的居民也會感到房價上漲的收益。顯然，研究中國的商品住宅價格并制定有關政策，不能離開馬克思的地租理論。 　　

      馬克思的理論在中國經濟實踐中的指導意義和應用價值還可以舉出更多實例，但由上已可看出，在中國經濟實踐中，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理論是不可替代的。西方經濟學理論引入中國，這對豐富經濟學的理論研究具有積極重要的意義。但是，如果僅僅停留于照搬照套西方經濟學理論，既不利于中國經濟學理論的創(chuàng)造發(fā)展，也不利于中國經濟改革和經濟發(fā)展的實踐。中國的經濟學者應是中國經濟學理論的創(chuàng)造者，因此，需要堅持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道路，緊密結合中國實踐，充分吸收和借鑒西方理論的“合理內核”，認真總結各國經濟活動的經驗和教訓，創(chuàng)造出既符合中國實際又具有普遍意義的中國經濟學理論。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