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衡　　

      人民教育出版社建社60周年時，約我以課文作者的身份談點感想。我首先想到的是教材的力量。 　　

     中小學教育就是要教學生怎么做人，而教材就是改變人生的杠桿，是奠定他一生事業(yè)的基礎。記得我小學6年級時，姐姐已上高中，我偷看她的語文書，里面有李白的《靜夜思》、白居易的《賣炭翁》，抒情、敘事都很迷人，特別是蘇東坡的《赤壁賦》，讀到里面的句子“清風徐來，水波不興”，“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突然感到平常的漢字竟能這樣地美。大概就是那一刻，如觸動了一個開關，我就迷上了文學，奠定了一生事業(yè)的走向，而且決定了我緣于古典文學的文章風格。近數(shù)十年來，我也有多篇作品入選語文教材，與不少學生、教師及家長多有來往，更讓我感覺到了教材是怎樣影響著學生的一生。 　　

      我的第一篇作品入選教材，是1982年選入初三課本的《晉祠》。當時我是《光明日報》駐山西記者。地圖出版社要創(chuàng)辦一種名為《圖苑》的雜志，報社就代他們向我約稿，后來雜志中途下馬，這稿子就留在4月12日的《光明日報》副刊發(fā)表了，當年就入選課文，算是陰差陽錯。那年我36歲，這在“文革”十年內亂之后青黃不接的年代算是年輕人了，我很有點受寵若驚。多少年后我在《人民日報》社任副總編，一個記者初次見到我，興奮地說：我第一次知道“璀璨”這個詞就是學你的《晉祠》。他還能背出文中“春日黃花滿山，徑幽而香遠；秋來草木郁郁，天高而水清”的對仗句。這大大拉近了我與年輕人的距離。我一生中沒有當過教師，卻總常被人叫老師，就因為課文里的那幾篇文章。一次我在山西出差碰到一位年輕的女公務員，是黑龍江人。我說，你怎么這么遠來山西工作？她說：“上學時學了《晉祠》，覺得山西很美，就報考了山西大學，又嫁給了山西人，就留在這里工作。想不到一篇文章改變了我的人生。”那一年，我剛調新聞出版署工作，陪署長回山西出差去參觀晉祠，晉祠文管所的所長把首長晾在一旁，卻和我熱情地攀談，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原來，他于中山大學畢業(yè)后在廣州當教師，教了好幾年的《晉祠》，終于心動，調回家鄉(xiāng)，當了晉祠文管所的所長。他說，我得感謝你讓我與晉祠結緣，又送我一張很珍貴的唐太宗《晉祠銘》的大型拓片。他說上午一位領導剛來過，我都沒舍得送他?！稌x祠》這篇課文一直到現(xiàn)在還使用，大約已送走了30屆學生，這其中不知還有多少故事，可能以后還會改變一些人的人生軌跡。而我沒有想到的另一個結果是，晉祠為此也大大增加了游客，帶來了更大的知名度和經(jīng)濟效益。常有北京的一些白領，想起小時的課文，假日里就自駕游，去山西游晉祠。有了這個先例，不少風景名勝點，都來找我寫文章，說最好也能入課文。最典型的是貴州黃果樹景區(qū)，我曾為他們寫過一篇《橋那邊有一個美麗的地方》，他們將文章印在畫冊里，刻成碑立在景區(qū)，印成傳單散發(fā)，還不過癮，一定要活動進課文。我說不大可能了，他們還是專門進了一趟北京，結果也沒有下文?？梢娊滩脑谌诵哪恐械牧α?。 　　

      時隔21年后，2003年我的另一篇寫瞿秋白烈士的散文《覓渡，覓渡，渡何處》又被選入高中課本。對我來說，從山水散文到人物散文，是一次大的轉換，這在讀者中的反響則更為強烈。后來我的母校人民大學出版社就以《覓渡》為書名出了一本我的散文集，發(fā)行很好，連續(xù)再版。秋白是共產(chǎn)黨的領袖，我的這篇文章卻不是寫政治，也不是寫英雄，是寫人格，寫哲人。我本來以為這篇文章對中學生可能深了一些，但沒有想到那樣地為他們所喜愛。我們報社一位編輯的朋友的孩子上高中，就轉托他介紹來見我。想不到這個稚嫩的中學生跟我大談黨史，談我寫馬克思的《特利爾的幽靈》。北京101中學的師生請我去與他們見面，他們興奮地交流著對課文的理解。一個學生說：“這是心靈的告白，是作者與筆下人物思想交匯撞出的火花，從而又點燃了我的心靈”。在小禮堂里，老師在臺上問：“同學們，誰手里有梁老師的書？”臺下人手一本《覓渡》，高高舉起，紅紅的一片。當時讓我眼睛一熱。原來這已形成慣例，一開學，學生先到對面的書店買一本《覓渡》。人民大學出版社的同志說：“我們得感謝人民教育出版社，他們的一篇文章為我們的一本書打開了市場。”這篇課文還被制成有聲讀物發(fā)行，又被刻成一面12米長、兩米高的大石碑，立在常州瞿秋白紀念館門前，成了紀念館的一個重要景觀，因此也增加了更多瞻仰者。胡錦濤等領導人也駐足細讀，并索要碑文。研究人員說：“宣傳先烈，這一篇文章的作用超過了一本傳記。”紀念館旁有一所小學就名“覓渡小學”，常舉行“覓渡”主題班會或討論會，他們還聘我為名譽校長。因此還弄出笑話，因這所小學是名校，入學難。有人就給我寫信，托我這個“校長”走后門，幫孩子入學?？傊?，這篇課文無論是傳播秋白精神，還是附帶提高當?shù)氐闹榷计鹆撕艽蟮淖饔谩?　　

      我還有其他一些文章入選從小學到大學的各種課本和師生讀本，以寫人物的為多，如《大無大有周恩來》、《讀韓愈》、《讀柳永》，還有寫辛棄疾的《把欄桿拍遍》、寫諸葛亮的《武侯祠》、寫王洛賓的《追尋那遙遠的美麗》、寫一個普通植樹老人的《青山不老》等等。而影響最大的是寫居里夫人的《跨越百年的美麗》，分別被選進了13個不同的教材版本中。其次是《把欄桿拍遍》入選華東師大版高中語文等7個版本，上海一個出版社以此為契機，專為中學生出版了一本我的批注本散文集，就名為《把欄桿拍遍》，已印行到第11版。這些文章主要是從精神、信念、人格養(yǎng)成方面指導學生，但讀者面早已超出了學生而影響到教師、家長并走向社會。我的其他談寫作的文章被選入各種教師用書，有的老師從外地打長途來探討教學。一個家長在陪女兒讀書時看到課文，便到網(wǎng)上搜出我所寫的文章，到書店里去買書，并激動地寫了博客說：“這是些充滿陽光的、讓孩子向上、讓家長放心的文字。”有的家長把搜集到的我的文章寄給遠涉重洋在外留學的孩子，讓他們正確對待困難、事業(yè)和人生。這也從另一方面反襯出目前社會上不利孩子成長、讓家長不放心的文字實在不少，呼喚著作家、出版家的責任。 　　

      同樣是一篇文章，為什么一放到教材里就有這么大的力量呢？這是因為：一、教科書的正統(tǒng)性，人們對它有信任感；二、課文的樣板性，有示范放大作用；三、課堂教育是制式教育，有強制性；四、學生可塑，而且量大，我國在校中小學生年約兩億。教材對學生的直接作用是學習語言文字知識，但從長遠來看，其在思想道德方面的間接作用更大。這是一種力量，它將思想基因植入到青少年頭腦中，將影響他的一生，進而影響一代人，影響一個國家，一個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