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wèi)興華

      內容提要 本文對新中國建立以來政治經濟學在我國研究與發(fā)展的歷史軌跡進行了評述；對其中的幾個重要問題即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與體系、生產力、生產關系、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等認識上的分歧進行了評介；主張應分清馬克思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與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對象的異同；主張用生產力多要素論突破二要素與三要素之爭，主張生產力的發(fā)展有其內在動力；主張拓寬生產關系的內涵；對商品經濟與市場經濟的聯(lián)系與區(qū)別以及市場調節(jié)與市場經濟的內在統(tǒng)一進行分析；對由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發(fā)展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曲折復雜的理論與實踐過程，以還原其歷史本來面貌的視角進行闡述與評析。 　　

      關鍵詞 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生產力；生產關系；商品經濟；市場經濟

      新中國成立60年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傳播、研究和發(fā)展經歷了的曲折復雜的過程，其歷史內容是很豐富的。本文不可能全面系統(tǒng)地對其進行評介，只選其犖犖大者做專題性的評析。 　　

      一、關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與體系問題 　　

      一般地講，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從物質資料生產出發(fā)研究人們的生產關系即經濟關系，揭示經濟發(fā)展的規(guī)律。但在教學與研究中，提出了一些問題，存在不同的見解，主要問題是：1.政治經濟學要不要研究生產力？2.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的研究對象有無差別？這兩個問題又是有聯(lián)系的。 　　

      有的學者提出政治經濟學要把研究生產力放在首位。其理論依據是：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講“擺在面前的對象，首先是物質生產”。[1](P1)我認為這里存在著誤解。因為這里所講的“擺在面前的對象”，不是指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而是在“生產、消費、分配、交換（流通）”的題目下研究其各自的內涵和相互關系時，由于生產是起點，居于首要和主導地位，所以擺在面前的首先是物質生產。有“首先”，就有其次，其次就是“生產與分配、交換、消費的一般關系”和特殊關系。而且，在講“生產”時，馬克思強調社會性質的生產是出發(fā)點，強調生產中的社會聯(lián)系。 　　

      可以取得共識的提法是：政治經濟學不是離開生產力孤立地研究生產關系，而是聯(lián)系生產力的發(fā)展研究生產關系?；蛘咧v，是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統(tǒng)一中研究生產關系的運動變化和發(fā)展。這一認識符合《資本論》中研究對象的邏輯進程。 　　

      多年來，學界對《資本論》中所提的“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2](P8)存在理解上的分歧。主要是對其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涵理解不同。有的學者認為是勞動方式或生產力含義上的勞動方式，有學者認為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統(tǒng)一，有學者認為是生產關系的總和，有學者認為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中介環(huán)節(jié)。我經過考證，提出是指生產資料與勞動力相結合的資本主義方式即資本與雇傭勞動相結合的方式，正是它決定著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從而也決定著其分配關系和消費關系。馬克思明確地指出：“我們稱之為資本主義生產的是這樣一種社會生產方式，在這種生產方式下，生產過程從屬于資本、或者說，這種生產方式以資本和雇傭勞動的關系為基礎，而且這種關系是起決定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生產方式”。[3](P151)政治經濟學研究經濟關系體系，應重視馬克思認為具有決定意義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相結合的特定方式。為什么同樣是非勞動者私人占有生產資料，而為其服務的勞動者不占有生產資料，會區(qū)分為社會性質不同的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制度呢？決定性根據就是生產資料和勞動者相結合的不同的生產方式。比如，只要二者采取資本與雇傭勞動相結合的方式，就是資本主義制度。正是這種相結合的生產方式，決定了與它相適應的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及分配關系。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實行這種結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會結構區(qū)分為各個不同的經濟時期”。[4](P44) 　　

      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同社會主義部分的研究對象，是否完全相同，即是否也是聯(lián)系生產力研究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在長時期中經濟學教材沒有考慮其區(qū)別。但是，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經濟的任務與我們研究社會主義經濟的任務是有區(qū)別的。馬克思創(chuàng)立的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是要揭露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和階級關系的本質，闡明資本主義產生、發(fā)展、成熟和衰亡并最終必然為社會主義所取代的客觀規(guī)律，以此為無產階級進行革命斗爭提供理論武器。馬克思沒有任務去為資本出謀劃策，怎樣去解放和發(fā)展生產力，怎樣搞好經濟的發(fā)展。他是考察隨著生產力的發(fā)展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也在發(fā)展變化，勞動對資本的隸屬怎樣由形式隸屬發(fā)展為實際隸屬，生產力的發(fā)展怎樣要求突破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束縛。而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任務是建設和發(fā)展社會主義經濟，解放和發(fā)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既要研究適應現(xiàn)有生產力水平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經濟制度的構建與完善，又要研究怎樣更好更快地發(fā)展社會生產力。為此，要研究經濟增長與經濟發(fā)展，研究經濟增長與發(fā)展方式的轉變，研究經濟結構調整與優(yōu)化，研究經濟效益的提高，研究節(jié)約型經濟，研究全面協(xié)調可持續(xù)地發(fā)展，研究作為資源配置方式的計劃經濟體制和市場經濟體制的選擇，研究經濟運行機制等。這些都與生產力相聯(lián)系，是屬于生產力的社會方面。因此，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既要重視對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系統(tǒng)和深入地研究，又要重視研究怎樣更有效地更好更快地發(fā)展社會生產力，要研究生產力的社會方面。至于生產力的技術方面，既不是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對象，也不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對象。 　　

      還有一點，馬克思的經濟學著重研究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經濟運動規(guī)律。我們研究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同樣要研究其生產關系的發(fā)展變化，同時也應研究當代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怎樣利用先進科技發(fā)展生產力，怎樣管理社會化大生產，怎樣通過技術創(chuàng)新和管理創(chuàng)新發(fā)展生產力，怎樣發(fā)揮和完善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等。研究這些方面，是為了借鑒和汲取，以利于發(fā)展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這又是與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經濟的不同點之一。 　　

      關于政治經濟學教材及其體系問題，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主要是使用從蘇聯(lián)翻譯過來的著作。列昂節(jié)夫的《政治經濟學》（只含資本主義部分）曾在我國解放前后一段時期流行過。但最初作新中國高校啟蒙教材的，是由蘇聯(lián)多位著名學者撰寫的《政治經濟學教程》十六分冊。從《政治經濟學的對象與方法》、《資本主義以前的諸社會形態(tài)》到《資本主義壟斷階段———帝國主義》，每專題一冊，最初由中國人民大學于1950 年到1952年內部刊印作為教材，也為全國高校和有關單位使用，后由三聯(lián)書店正式出版。依然沒有社會主義部分的內容。由斯大林倡導編寫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包括資本主義前的生產方式、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分壟斷前的資本主義和壟斷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兩部分），以及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于1955年翻譯過來后，成為我國普遍使用的教材，并隨后翻譯出版了該書的二版和三版。 　　

      1958年，許多高校和有關研究院所自編政治經濟學教材，出版了好多部。其內容的社會主義部分打破了蘇聯(lián)教科書的體系，反映了毛澤東有關經濟思想的內容。但同時也反映了當時的方針政策，如大躍進、總路線、人民公社化、“兩條腿走路”、“帝國主義是紙老虎”等，大都生命力很短。 　　

      1958年11月，毛澤東提倡黨政干部讀斯大林的《蘇聯(lián)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蘇聯(lián)《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又使該教科書成為全國高校學習的教材（第三版）。毛澤東主席還對該教科書的下冊即社會主義部分做了批注和談話，既肯定其正確的方面，又提出其缺點和錯誤的方面。并指出：“目前研究政治經濟學問題，有很大的理論意義和現(xiàn)實意義”。毛澤東在讀兩本書的談話中提出了一些有指導意義的經濟理論方面的思想。將在后面提及。 　　

      “文革”十年中，有社會影響的政治經濟學教材，是由人民出版社于1973 年出版的徐禾等編寫的《政治經濟學概論》。該書是《資本論》內容的縮寫和通俗講解。 　　   

      改革開放以來，出版了多種版本的政治經濟學教材，有百種以上。內容和體系有同有異，既打破了蘇聯(lián)教材的體系結構，又隨著改革開放理論的發(fā)展，特別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多種教材的內容不斷進行更新和體系創(chuàng)新?？偟膩碚f，力求反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體系的內容，并將社會主義經濟本質論、經濟體制和經濟運行機制論、經濟增長和發(fā)展論統(tǒng)一起來，并重視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的新變化、國際經濟關系和經濟全球化的新發(fā)展。

      二、關于生產力的理論問題 　　

      1．構成生產力的要素是什么？

      這個問題，我國從1950年就在《學習》上開始討論。在20世紀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一直存在生產力二要素和三要素之爭。粉碎“四人幫”后的1978年，又展開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討論。有必要說明，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中，并沒有規(guī)定生產力只有哪些要素。馬克思講過：勞動過程的三個簡單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動或勞動本身，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2](P208)這里稱之為“簡單要素”，表示這是最一般的起碼的要素。隨著生產的發(fā)展，勞動過程的要素也會增加。馬克思還講決定勞動生產力的要素是：“工人的平均熟練程度，科學的發(fā)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的應用的程度，生產的社會結合，生產資料的規(guī)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條件。”[2](P53)馬克思把生產力稱作勞動生產力，以劃清與所謂“資本生產力”的不同。勞動生產率是生產力或勞動生產力的表現(xiàn)形式或衡量形式。在馬恩的著作中，沒有生產力只限二要素或幾要素的規(guī)定。決定生產力發(fā)展的要素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fā)展而發(fā)展和擴展的。在斯大林于1938年撰寫的《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一文中將生產力定義為：“用來生產物質資料的生產工具，以及有一定的生產經驗和勞動技能來使用生產工具、實現(xiàn)物質生產資料生產的人——所有這些因素共同構成社會的生產力”，[5](P424)即提出生產力二要素論以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教材中一般是不講生產力二要素或幾要素的。斯大林提出生產力二要素論以后，蘇聯(lián)和新中國的有關論著中才流行起生產力二要素論。不過，我國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有些學者依然主張生產力三要素論，因而學界繼續(xù)爭論生產力要素問題。在20世紀五十年代初期，王學文教授主張三要素論即把勞動對象也作為生產力要素的觀點，還被作為政治問題受到批判。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我國的發(fā)展史來看，有必要講一下王學文同志在這一問題上的遭遇。 　　

      1949 年，王學文作為中央馬列學院（現(xiàn)中共中央黨校）政治經濟學教研室主任、教授，撰寫了《政治經濟學教程緒論》一書，于1949年10月到1950年1月在《人民日報》連載，隨后出版。他在書中主張生產力三要素論，與斯大林的二要素不同。1950年冬，我在人民大學作研究生時，聽到在政治經濟學教研室任教的蘇聯(lián)專家說，宣傳生產力三要素論是反斯大林。后來，王學文受到陳伯達的批判，并停止了王學文在馬列學院教課。陳伯達還組織馬列學院多次開會批判王學文。王被迫離開馬列學院。當時人們不知道毛澤東于1948年2月曾講過：“生產者和生產資料結合起來，就是社會的生產力。”[6](P55)已將勞動對象包括在生產力內。提出這一論點的內部文件，只限高級領導機關討論過，不下達。 　　

      斯大林去世后，理論界主張生產力三要素的觀點增多。蘇聯(lián)《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也不講二要素論，將生產工具改為生產資料。但在我國直到現(xiàn)在依然存在二要素和三要素的認識分歧。我認為，只把生產力規(guī)定為生產工具和勞動者，是值得斟酌的。第一，生產工具固然重要，有決定意義，但電力、石油、煤炭等非生產工具的勞動資料，對現(xiàn)代生產力的發(fā)展是不可或缺的要素。第二，勞動對象的優(yōu)劣和多少，也對生產力的發(fā)展有重要作用。農業(yè)的優(yōu)良品種可以大幅度提高產量。山東李登海培育的新玉米品種，使玉米畝產量由1972年的二、三百斤提高到2005年的2 800多斤。袁隆平培育的雜交水稻的種植面積，如果占到全世界水稻種植面積的一半，世界水稻總產量一年可增加1.5億噸，可以多養(yǎng)活4億人。一個國家比如有豐富的石油資源，就可以有較高的開采石油的生產力。 　　

      馬克思強調科學是生產力。當代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狀況和水平，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科技進步與創(chuàng)新?，F(xiàn)在的經濟學論著容易將科學要素納入生產力三要素的載體中，排斥其作為獨立的生產力要素是不適當的。在現(xiàn)代生產力中，生產管理也是其重要要素。自然力如太陽能、風力、水力等用于生產，也成為生產力的要素。應以發(fā)展的視野用生產力多要素論取代二要素或三要素論。

      2．生產力發(fā)展的動力是什么？

      這個問題，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就與生產力的性質問題相聯(lián)系，進行了爭論。有的學者提出生產力發(fā)展的動力或根源是在生產力的內部，受到學界的批評。有的認為生產力發(fā)展的動力是先進的生產關系，有的主張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我們一般講，先進的新生產關系促進生產力的發(fā)展，而落后的生產關系會阻礙生產力的發(fā)展。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但是這并不是說明生產力發(fā)展的動力問題。這一問題目前也沒有統(tǒng)一的認識。不過，需要明確兩點：首先，先進的新生產關系一般應是建立在先進的生產力基礎上的。高級階段的發(fā)達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需要建立在發(fā)達的生產力基礎上，共產主義制度要以生產力的高度發(fā)展為基礎。如果在生產力落后的基礎上，人為地拔高生產關系，誤將其作為“先進的”生產關系，不但不能促進生產力的發(fā)展，反會損害其發(fā)展。1958年搞人民公社化、“跑步進入共產主義”，造成生產力的破壞。這一教訓豐富了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的狀況規(guī)律的內涵。落后于或越超于生產力的生產關系都會阻礙或損害生產力的發(fā)展。所謂先進的生產關系，是指適合先進生產力發(fā)展的要求而不是人為地拔高不適合生產力要求的生產關系。“四人幫”借口和曲解先進的生產關系促進生產力的發(fā)展，宣揚生產關系決定生產力論。大批“唯生產力論”，大搞生產關系領域的不斷革命，把集市貿易、家庭副業(yè)、自留地等都當作資本主義尾巴去割，損害了生產力的發(fā)展。其次，先進或落后的生產關系會促進或阻礙生產力的發(fā)展，但不能說生產關系從根本上始終決定著生產力的發(fā)展。否則，講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決定生產力的發(fā)展，形成循環(huán)認證。而且，生產關系并不是非新即舊，只有兩種形式。一定的新生產關系只處于一定的生產關系的前期階段，舊的或落后的生產關系只處于其沒落階段。而處于新舊兩頭中間階段的非新非舊的生產關系所經歷的時間會更長些。試問，這時的生產力的發(fā)展怎樣由生產關系決定？它雖然依然具有適合生產力發(fā)展的空間，但適合其發(fā)展不等于是發(fā)展的動力。再次，事物的發(fā)展取決其內因而非外因。先進生產關系作為先進生產力的社會形式，只能作為外因促進生產力的發(fā)展。生產力的內因或動力，在于構成生產力的諸要素的發(fā)展變革，科技革命與創(chuàng)新、先進機器設備的利用、管理創(chuàng)新、經濟結構的調整與優(yōu)化等，都會決定生產力的發(fā)展。而生產力諸要素的發(fā)展變革，又來源于生產力諸要素之間的矛盾與統(tǒng)一的運動過程。生產力的發(fā)展有它自身的內在規(guī)律。二戰(zhàn)后，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日本經歷了一個生產力快速發(fā)展、遠遠超過以往歷史時期的發(fā)展階段。例如，美國產業(yè)工人的勞動生產率，從1870 年到1949年，每年增速為1.3%到3%，而在20世紀60年代提高為4%以上。日本從1953年到1973年國民生產總值年均增長9.8%，高速發(fā)展。日本一個鋼鐵工人年均鋼產量，1950年為30噸，1960年增加到107噸，1974年為482噸，25年增加了15倍。這種生產力發(fā)展的狀況和動力，決不能用先進的生產關系去說明，決不能歸功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作用。還是應回到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上來：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而不是相反。生產力是社會經濟與歷史發(fā)展的最終決定力量。

      三、關于生產關系的理論問題 　　

      政治經濟學要研究生產關系。但生產關系包括什么內容？也是學界長期討論而存在認識分歧的問題。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中，并沒有給生產關系的內涵規(guī)定具體的內容。因此，早期的政治經濟學著作中，一般不講生產關系包括固定的哪幾個方面或幾個環(huán)節(jié)的內容。斯大林于1952年發(fā)表了《蘇聯(lián)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其中給作為政治經濟學對象的生產關系下了一個定義：1.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2.由此產生的各個社會集團在生產中的地位以及他們的相互關系，或如馬克思所說的“互相交換其活動”；3.完全以它們?yōu)檗D移的產品分配方式。這一切共同構成政治經濟學的對象。我國的有些教材中，曾長期將這三方面作為生產關系的具體內容。目前，有的教材仍堅持這一內容。在改革開放后，曾有學者批評斯大林將生產資料所有制作為生產關系的單獨的一項內容，是蒲魯東的錯誤觀點。認為斯大林的定義背離了恩格斯的定義，因為恩格斯的定義中生產關系是三個組成部分即生產、交換、分配，已包括了所有制的內容。并引證馬克思的話：“蒲魯東先生把所有制規(guī)定為獨立的關系，就不只是犯了方法上的錯誤。”[7](P53“6) 每個歷史時代中的所有權是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會關系下面發(fā)展起來的。因此，給資產階級的所有權下定義不外是把資產階級生產的全部社會關系描述一番。”[8](P177)批評斯大林的定義中多了所有制而少了交換。 　　

      的確，斯大林關于生產關系的內容中沒有交換是不完全的。這是與他在《蘇聯(lián)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的另一個偏頗的見解相聯(lián)系的。他認為蘇聯(lián)應“毫不猶豫地推行這種制度，一步一步地縮小商品流通的范圍”。因為“商品流通是和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前途不相容的。”[5](P609)斯大林認為恩格斯所講的“交換”，“不僅是指商品交換，但是，恩格斯用‘交換’一詞所指的東西，顯然在上述定義中已經作為其組成部分包括在內了”。所謂“包括在內”，是指斯大林的生產關系定義的第二方面“由此產生的各種社會集團在生產中的地位以及他們的相互關系。或如馬克思所說的‘互相交換其活動’”。[5](P594)斯大林的這個解釋并不科學。因為恩格斯講的“交換”一詞既包括商品交換也包括產品交換，但不包括馬克思講的“相互交換其活動”。所謂“相互交換其活動”是指生產過程中人們的分工協(xié)作、相互配合，是屬于直接生產中的勞動交換，屬于生產范疇而不屬于生產之外的交換范疇。 　　

      但是，應該肯定，生產資料所有制是生產關系體系的基礎。在馬恩著作中這一觀點是很明確的。將其作為生產關系的首要方面，并沒有錯，不是蒲魯東的觀點。蒲魯東的錯誤在于，他把所有權看做是獨立于生產關系之外的，將其作為抽象的和永恒的觀念下定義。[8](P178)其實，所有制關系作為生產關系體系的基礎，是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的前提條件，并體現(xiàn)于各個環(huán)節(jié)的關系中。因此，可以用一定的所有制關系代表和概括一定的生產關系體系，如可以用資本主義所有制關系代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也可以用社會主義所有制關系代表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把所有制作為生產關系的重要方面，并沒有像蒲魯東那樣，將其獨立于生產關系之外，恰恰是將其作為決定生產關系的諸方面又體現(xiàn)于生產關系諸方面之中的生產關系體系的重要方面或基礎方面。由于近些年來還有學者未能如實解讀馬克思批評蒲魯東在所有制問題上的錯誤的本意，在此，進行一些說明是有必要的。 　　

      目前，在政治經濟學論著和教材中，只有少數學者還堅持斯大林關于生產關系的定義，而更多的是講馬克思論述的再生產四環(huán)節(jié)各自的關系和相互關系。有必要說明，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分析和論述生產、交換、分配與消費四環(huán)節(jié)關系，并不是他對生產關系內涵專門提出的界定。這四個環(huán)節(jié)及其關系，是馬克思以前的經濟學家們已提出和論述過的。馬克思在這里是批評前人在這個方面的“膚淺的看法”，澄清理論是非，并提出自己在這些問題上的系統(tǒng)和深刻的見解。馬克思并沒有將生產關系的內容固定于四環(huán)節(jié)之中。比如，《資本論》中講資本的原始積累，講資本主義積累的歷史趨勢，講勞動力成為商品的條件，講人口規(guī)律，講人的全面發(fā)展；在《哥達綱領批判》中講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講共產主義的兩個階段的劃分；等等，都難以將其納入四環(huán)節(jié)中的某一環(huán)節(jié)或某幾個環(huán)節(jié)中。其中有些是屬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產生的前提條件，有些是屬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發(fā)展的歷史結果和趨勢，有些又屬于另外的范疇。有必要說明，馬克思是不贊同按照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建立政治經濟學體系的。他指出：“在詹姆斯•穆勒那里，有一些不適當的章節(jié)劃分：《論生產》，《論分配》，《論交換》，《論消費》。”[9](P92)由此可見，我國當前不少政治經濟學教材將研究對象從生產關系的“三方面”轉向再生產的“四環(huán)節(jié)”固然是可以的，有必要研究闡述馬克思所闡明的“四環(huán)節(jié)”各自的關系和相互關系，但不宜說馬克思把生產關系界定為四環(huán)節(jié)的關系，也不應將研究的范圍只限于這四個方面。

      四、關于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問題 　　

      新中國建立后，商品經濟和價值規(guī)律問題，一直是理論界乃至決策層所關注的理論和實際問題。由于馬恩的論著中曾認為在社會主義公有制下商品生產將會消亡，而且成為后來長時期中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統(tǒng)一觀點，直到十月革命后的前期，列寧還試圖消滅商品貨幣關系，因為在實踐中行不通，改行新經濟政策。關于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后的商品生產的命運問題，曾是蘇聯(lián)學界長期討論的問題。1952年，斯大林發(fā)表了當時有很大影響的《蘇聯(lián)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以權威的形式既肯定了社會主義制度下商品生產存在的必要性，又提出生產資料不是商品，只有消費品是商品，而且提出“應一步一步地縮小商品流通的活動范圍，而擴大產品交換的范圍”。我國后來關于商品生產和價值規(guī)律的討論，就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進行的。 　　

      1950年，《學習》雜志先后發(fā)表了幾篇論商品生產和價值規(guī)律問題的文章。沈志遠發(fā)表于該刊1950年第12期的《論社會主義經濟中的價值規(guī)律》一文，肯定社會主義存在商品生產和價值規(guī)律，認為這決定于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商品買賣發(fā)生于兩種場合：“一種是各個社會主義企業(yè)（包括國家的和集體農莊的）之間的買賣，另一種是社會主義企業(yè)與蘇維埃勞動人民———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之間的買賣”?？隙▏衅髽I(yè)之間、國有企業(yè)與集體經濟以及與勞動人民之間的商品買賣關系。而且指出，國有企業(yè)之間存在商品買賣關系的原因，一是社會分工，二是“在社會主義階段上國營企業(yè)的財產獨立經營之必要”。這個早期觀點，在我國商品經濟理論發(fā)展史上具有歷史價值。 　　

      1953 年以后直到1966年之前，我國理論界關于商品生產與價值規(guī)律問題的討論一直此起彼伏。在1956年“三大改造”結束、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以后，與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實踐相聯(lián)系的商品生產與價值規(guī)律問題，成為需要研究的現(xiàn)實理論問題。1952年第4季度發(fā)表了斯大林的《蘇聯(lián)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以后，1953-1954年，報刊上發(fā)表了一些研究“新民主主義社會”或“過渡時期”的商品生產和價值法則問題的文章。1956-1958年，隨著我國“三大改造”的完成和宣布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研究我國社會主義條件下商品生產和價值規(guī)律問題的論著顯著增加。 　　

      在當時的有關討論中，對“商品經濟”這一概念有不同的理解。由于馬、恩著作中沒有商品經濟概念，在斯大林的對我國有影響的《蘇聯(lián)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也只講商品生產、商品流通、商品交換，而未講商品經濟，在改革開放以前的中央有關文件中一般也不用“商品經濟”概念。因而，在理論界有關討論中，對要不要使用“商品經濟”概念，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學者還認為商品經濟是資本主義經濟概念。其實，商品經濟就是商品生產與商品流通的統(tǒng)稱。許多西方經濟學論著包括其權威性的經濟學辭典中，并不用“商品經濟”一詞。它并不是資本主義經濟概念。我國也有一些學者較早使用商品經濟概念。我在發(fā)表于《光明日報》1962年7月21日的《從馬克思恩格斯的論述看價值是商品經濟的范疇》一文中同樣使用了商品經濟概念。 　　

      在我國有關商品經濟問題的討論中，存在多方面的不同意見。 　　

      首先，對社會主義制度下哪些產品是商品或不是商品的認識存在分歧。對斯大林所提出的兩種公有制形式之間交換的產品是商品的看法，多數學者認同。但對國營企業(yè)之間的交換和職工到國營商店用貨幣購買消費品，是否是商品交換，看法不同。有的肯定，有的否定。持否定意見的主要根據是國營企業(yè)之間的交換和國家職工到國營商店買東西，不存在所有權的轉移，是全民所有制內部的關系。有的學者還認為，國家職工到國營商店買東西，形式上是交換關系，實質上是按勞分配關系，是持勞動券（以貨幣形式）去領取消費品。而農民去國營商店買東西，就是購買商品，因為是兩種所有制之間的關系，發(fā)生了所有權轉移。另外，還有社會主義非商品生產論、商品生產趨向消亡論、商品褪色論、部分商品性質論等多種觀點。 　　

      肯定國營企業(yè)之間、職工與國營商店之間的交換也是商品交換的學者，所持的理由是，國營企業(yè)雖都屬全民所有，但各自是企業(yè)的實際占有者，不同的實際占有者之間的交換也是商品交換。職工和農民與國營商店之間交換，存在所有權的轉移，由國家所有轉為個人所有。 　　

      其次，意見分歧較多的另一個問題，是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存在的原因是什么？除兩種公有制形式即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這兩種所有制的存在是其原因的認識外，還有按勞分配決定論；按勞分配與經濟核算決定論；勞動收入和消費品的個人所有制決定論；社會分工決定論；勞動力個人所有制決定論；國營企業(yè)獨立的經濟利益決定論；等等。 　　

      我的觀點是：兩種公有制形式之間的交換以及居民購買消費品是否是真正的商品交換問題，這無疑是應該肯定的。否則，比斯大林的觀點都倒退了。問題的難點在于國營或國有企業(yè)之間的交換是否是真正意義上的商品交換。斯大林否認生產資料是商品，其實這是國營企業(yè)傳統(tǒng)體制實際情況的理論反映。因為在指令性計劃經濟條件下，工業(yè)生產資料諸如鋼鐵、煤炭、機器等都是根據國家計劃進行調撥，而不是通過市場買賣獲得的。有的學者說這種調撥關系是具有計價形式的產品交換，而非真正意義上的商品交換，是符合傳統(tǒng)體制的特點的。但有的學者把傳統(tǒng)體制下生產資料計劃調撥的經濟稱之為“具有自然經濟特點的產品經濟”，并不科學。因為自然經濟是自己生產自己消費、沒有交換關系的經濟。而計劃調撥，也是交換關系，不過不是完全意義上的商品交換，而是更多地符合產品交換關系的范疇。 　　

      我主張社會主義經濟中的生產資料也應是商品。國營企業(yè)之間的交換關系也應是商品關系，是從改變現(xiàn)實的角度出發(fā)的。我在1959年發(fā)表于《學術月刊》第11期的《社會主義制度下商品生產的研究方法問題》一文中，不贊同社會主義非商品論、全民所有制內部非商品論、生產資料只具商品外殼論等。明確提出：否定全民所有制的生產資料是商品，“是忽視了不同國營企業(yè)之間的獨立權利和利益，只看重了它們的統(tǒng)一面，而看落了它們的矛盾面。”我在多篇論著中提出這樣一個觀點：諸國營企業(yè)雖都屬于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但各企業(yè)是生產資料和產品的實際占有者。不同國營企業(yè)在占有上的差別以及經營管理水平的差別所形成的企業(yè)經濟效益上的差別，要求實現(xiàn)為企業(yè)經濟利益上的差別。而這種企業(yè)利益上的差別，只有通過商品價值關系才能實現(xiàn)。不是先有企業(yè)的獨立的經濟利益，決定了商品經濟關系的存在，如有些學者所主張的那樣。而是只有通過商品經濟關系，才會實現(xiàn)和使企業(yè)具有獨立的經濟利益。 　　

      1958年我國實現(xiàn)人民公社化后，理論界的商品生產消亡論又有所抬頭。毛澤東在同年11月讀斯大林《蘇聯(lián)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談話中，強調指出了繼續(xù)保持和發(fā)展商品生產的必要性和重要意義。他還不指名地批評了陳伯達急于消滅商品生產的“左”的錯誤。他指出：“現(xiàn)在我們有些人大有消滅商品生產之勢，他們向往共產主義，一提商品生產就發(fā)愁，覺得這是資本主義的東西，我們有些號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的人表現(xiàn)得更‘左’，主張現(xiàn)在就消滅商品生產，實行產品調撥。有分清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區(qū)別，不懂得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利用商品生產的作用的重要性。”他強調“要有計劃地大力發(fā)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10](P43“7) 現(xiàn)在要利用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和價值法則，作為有用的工具，為社會主義服務。”[10](P435)1959年3月30日，毛澤東在批轉山西省委的一個文件中說：價值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會我們幾千萬干部和幾萬萬人民，才有可能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11](P172)這一理論觀點具有重要的理論與現(xiàn)實意義。毛澤東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guī)律的觀點，在理論認識上超越了斯大林《蘇聯(lián)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的有關觀點。 　　

      正是在毛澤東的這一重要理論認識的指導下，我國理論界在1959年將商品生產與價值規(guī)律問題的研究與討論推向前所未有的新的高潮。當時全國報刊發(fā)表有關商品生產與價值規(guī)律問題的文章近400篇。1959年4月，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和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在上海召開了關于社會主義制度下商品生產和價值規(guī)律問題的討論會。多數人的觀點肯定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必要性與重要意義。但原來有爭論的問題依然存在。例如，國營企業(yè)之間進行的生產資料交換和職工到國營商店買消費品是不是商品的問題，有三種見解：是商品；多少帶有商品的性質；形式上像商品，實質上不是商品。 　　

      1960年至1966年，討論的重點有所變化。關于價值決定、等價交換、價值與價格、價值規(guī)律、生產價格等問題的討論比較熱烈。社會主義生產價格論引發(fā)了爭論和錯誤批判，特別是孫冶方同志有創(chuàng)見的理論觀點，遭到有組織的錯誤的批判。先是內部批判，1966年8月8日的《人民日報》發(fā)表了《批孫冶方的“理論”》一文。隨后，許多報刊展開批判，認為孫冶方主張“把計劃和統(tǒng)計放在價值規(guī)律的基礎之上”，就是要使社會主義經濟蛻變?yōu)橘Y本主義經濟；主張給企業(yè)相對的獨立性，把折舊下放給企業(yè)，就是鼓吹經濟自由化；主張用利潤指標牽企業(yè)的“牛鼻子”，就是要把社會主義企業(yè)變?yōu)橘Y本主義企業(yè)。事實證明，孫冶方的觀點是正確的。 　　

      在“文革”十年中，學術界萬馬齊喑。“四人幫”利用媒體宣傳商品生產產生資本主義與資產階級，把集市貿易看做是資本主義關系，商品經濟的發(fā)展受到了嚴重阻礙。1976年粉碎“四人幫”后，理論界批駁了他們的有關錯誤觀點。 　　

      需要說明一點：在改革開放前關于商品生產或商品經濟的討論，都沒有涉及“市場經濟”概念。討論價值規(guī)律調節(jié)問題，也不提“市場調節(jié)”。因為當時認為市場調節(jié)與市場經濟都是資本主義的經濟概念。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迎來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改革傳統(tǒng)經濟體制，就需要重視發(fā)揮市場機制的作用。這就需要突破對計劃經濟與商品經濟關系的傳統(tǒng)認識，需要進一步認識與評價商品經濟與市場機制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這又引起了理論界關于社會主義經濟是什么的爭論。有的說社會主義經濟是商品經濟；有的說社會主義經濟是計劃經濟；有的說既是計劃經濟又是商品經濟，但又有兩種不同的具體看法：或是強調社會主義經濟是有商品的計劃經濟；或是強調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 　　

      我認為，當時的這種爭論如果能分清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對認識問題的所在會更明確些。應分清究竟是從社會主義經濟的本質屬性上對其判斷，還是從社會主義經濟的具體體制和運行機制上進行判斷。由于在長時期中把計劃經濟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本質屬性，因而有的學者強調社會主義經濟是計劃經濟而不贊成將其歸結為商品經濟。而強調社會主義經濟是商品經濟的學者，實際上有兩種不同的著眼點。一種是從本質屬性的角度進行界定的；另一種是從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的角度進行界定的。 　　

      我認為，從本質屬性上界定社會主義經濟是商品經濟的觀點是不科學的。因為商品經濟存在于幾個不同的社會經濟形態(tài)。不能用共有的經濟形式表明不同社會經濟制度的本質屬性。我們可以說手工業(yè)經濟是商品經濟，資本主義經濟是商品經濟，社會主義經濟是商品經濟。但這三種經濟的本質屬性是不同的。馬克思曾一再批判資本主義的辯護士把資本主義關系歸結為商品流通的簡單關系的錯誤。商品經濟既不能用以說明資本主義經濟的本質，也不能用以說明社會主義經濟的本質。如果從本質屬性上界定社會主義經濟，可以說社會主義經濟是實行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的經濟。也可以說，是解放生產力，發(fā)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實現(xiàn)共同富裕的經濟。重視商品經濟在社會主義經濟發(fā)展中的作用，講社會主義經濟是商品經濟，主要是從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著眼的。人類社會發(fā)展的經濟運行形式，可區(qū)分為自然經濟、商品經濟和產品交換經濟。社會主義經濟既不是自然經濟，也不是消滅了商品經濟后的產品交換經濟，而依然是商品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 　　

      有必要說明，商品經濟雖不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本質屬性，但強調社會主義經濟是商品經濟，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xiàn)實意義。它既是針對社會主義非商品經濟論的，更是要肯定商品經濟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商品經濟不是外加于社會主義經濟的，它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內在屬性。大力發(fā)展商品經濟是搞活和繁榮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環(huán)節(jié)，是滿足人民物質文化需要的不可或缺的經濟形式。搞經濟體制改革，就要更多地發(fā)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就要強調商品經濟和價值規(guī)律的地位和作用。因此，提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論，否定社會主義經濟非商品經濟論，是為改革開放提供理論支持的。強調商品經濟的地位和作用，實質上是要求重視市場在經濟運行中的地位和作用。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作為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綱領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指出，傳統(tǒng)經濟體制的弊端之一，就是“忽視商品生產、價值規(guī)律和市場的作用”。并提出：改革計劃機制，首先要突破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tǒng)觀念，計劃經濟“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決定》將計劃經濟與商品經濟統(tǒng)一起來，不過側重點落在強調商品經濟上。黨的十四大報告回顧十二屆三中全會的《決定》的重要意義時指出：它“提出了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發(fā)展，為全面經濟體制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論指導。”

      五、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問題 　　

      在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央公開的正式文件中，在一個較長時期中講商品生產、商品經濟、市場調節(jié)多，而不講或少講市場經濟。這是因為，第一，無論從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還是從西方經濟理論來看，傳統(tǒng)的理論觀點都認為資本主義經濟是市場經濟，而社會主義經濟是計劃經濟。在西方經濟學論著中，把私有制作為市場經濟核心內容。有的將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作為內涵相同的概念使用。第二，從經濟實踐來看，資本主義發(fā)展的幾百年中，都是實行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的，而自十月革命以后的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曾長期實行以公有制為基礎的計劃經濟。 　　

      從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的發(fā)展歷史過程來看，商品經濟與市場經濟是兩個既相互聯(lián)系又有區(qū)別的概念。我國有些學者將商品經濟與市場經濟的內涵相等同，這不符合中國的經濟實踐與歷史事實。第一，不能因為西方學界沒有商品經濟與市場經濟的區(qū)別，就認為在我國市場經濟與商品經濟是同義的。要知道，在西方的論著和詞典中一般沒有商品經濟概念，只講市場經濟。市場經濟一詞，也是在20世紀才流行起來的。所以在馬恩的著作中，也沒有商品經濟與市場經濟的概念。在列寧的著作中提出簡單商品經濟與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區(qū)別，并運用了市場經濟概念。列寧將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作為兩種對立的制度性范疇看待。第二，我國在實行計劃經濟的年代，也存在商品經濟和市場，但市場不起調節(jié)經濟的作用。調節(jié)商品價格、調節(jié)生產和供求關系的是國家計劃。因此，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的是計劃而不是市場。黨的十四大報告把市場經濟界定為在國家宏觀調控下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既然計劃經濟體制中的商品經濟不起資源配置作用，因而還談不上是市場經濟。第三，中央有關文獻中是將商品經濟與市場經濟作為兩個內涵不同的概念區(qū)分開來的。例如，在《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提出“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并強調商品經濟的充分發(fā)展是社會經濟發(fā)展不可逾越的階段。但同時又指出：就總體說，“我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而不是那種完全由市場調節(jié)的市場經濟”。第四，我國存在多種所有制經濟，便存在多種性質的商品經濟。商品經濟是商品生產與商品流通的統(tǒng)一。有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或商品經濟，有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外資企業(yè)和私營企業(yè)的資本主義商品生產或商品經濟，有以個體私有制為基礎的小商品經濟。它們在商品生產過程中的生產關系的性質是不同的，不具有同一性和統(tǒng)一性。但市場經濟與此不同，不能將多種所有制經濟劃分為多種性質的市場經濟，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個體小市場經濟。因為市場和市場經濟是統(tǒng)一的，多種所有制參與的市場對不同的所有制經濟都一樣起資源配置作用，具有同一性。正因為存在上述商品經濟與市場經濟的區(qū)別，從總體上看，我國經歷了由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論與實踐，發(fā)展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與實踐的歷史階段與過程。 　　

      討論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思想的提出和發(fā)展，需從學界和決策層兩個方面來研究。先從學界來看：1979年4月在無錫市召開了關于社會主義制度下價值規(guī)律作用問題的研討會。由于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召開的，學者們勇于提出一些新的見解。有的學者如于祖堯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觀點。另外，劉國光和趙人偉發(fā)表于《經濟研究》1979年第5 期的論文《論社會主義經濟中計劃與市場的關系》中也提出：“與計劃經濟相對立的不是市場經濟，而是生產的無政府狀態(tài)；市場經濟是自然經濟的對立物，而非計劃經濟的對立物。”這種關于市場經濟的觀點，盡管仍是在計劃經濟的框架內提出的，但也是一種超前思想。在改革開放的前期階段，主流理論觀點是將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看作兩種不同的經濟制度屬性的范疇，把計劃經濟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特點和優(yōu)越性，反對用市場經濟取代計劃經濟。有位大學教師，提出應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受到了學界的批判。而當時的批判者又是后來市場經濟的積極的倡導者。這反映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提出與發(fā)展中的曲折性和復雜性，也反映了大變革時代人們在理論認識過程中的思維演變。舉例來講，我們所尊敬的一位在經濟理論和經濟工作中很有貢獻的經濟學界的老前輩，在1982 年5 月4 日的一個報告中說：“我們看到也確實有個別同志提出了一些錯誤觀點，例如，有一個大學經濟系的一位學者，寫了一篇文章說：我國目前還不具備實行國家集中統(tǒng)一計劃經濟的任何物質條件。出路是逐步地有節(jié)奏地擴大市場經濟。像這樣的觀點，絕大多數同志都會是反對的。持這種觀點的只是個別人，起不了多大作用，但這也表明，理論界確實存在混亂現(xiàn)象，我們應當保持清醒的頭腦。”[12](P106)從這段話可以看出，當時理論界絕大多數人是反對否定計劃經濟，全面實行市場經濟的。另外，1983年《工業(yè)經濟管理叢刊》第9期刊發(fā)了兩位著名經濟學家的論文，也批判了前述那位大學教師的“從計劃經濟改變?yōu)槭袌鼋洕?rdquo;的觀點，論文中說：“否認國家集中統(tǒng)一領導下的計劃經濟有任何優(yōu)越性，……出路何在呢？文章認為唯一的出路是實行資本主義的經濟措施，實現(xiàn)‘從計劃經濟改變?yōu)槭袌鼋洕?rsquo;的‘較深刻的社會經濟變革’”。顯然，認為實行市場經濟就是“實行資本主義的經濟措施”。論文對此觀點展開了批駁，說它與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社會主義論戰(zhàn)中以米塞斯和哈耶克為代表的“反對社會主義派的觀點相似”。有必要指出，我們不應用現(xiàn)在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后已經發(fā)展了的理論和實踐去評判上述觀點。因為它代表了當時的主流思想，也與當時決策層的指導思想相一致。例如，1981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講：我們所要建立的管理體制“不同于資本主義那樣的市場經濟”。1984年9月9日，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寫給鄧小平、陳云等的《關于經濟體制改革中三個問題的意見》中說：“中國實行計劃經濟，不是市場經濟”，獲得同意并公開發(fā)表。同年，獲得鄧小平高度評價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講：就總體上說，我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而不是那種完全由市場調節(jié)的市場經濟。1987年3-6月，李先念主席在《改革開放政策符合中國國情》的幾次談話中講：“改革，開放，絕不是全盤西化，當然不是取消計劃經濟，去搞市場經濟”。直到1989年，江澤民同志在國慶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又強調說：“如果一味削弱乃至全盤否定計劃經濟，企圖完全實行市場經濟，在中國是行不通的，必將導致經濟生活和整個社會生活的混亂。” 　　

      理論界的多數學者當時并不知道，早在1979年，陳云、鄧小平等就在內部提出見諸文字的局部市場經濟問題。他們把市場經濟與市場調節(jié)作為含義相同的概念使用。在內部談話時，將市場調節(jié)與市場經濟并用，為減少意識形態(tài)上的障礙，公開正式講話時，多用市場調節(jié)。這個問題在后面再談。需要重視的一點是，從有關資料來看，在中央正式文件中最早提出在計劃經濟中引入市場調節(jié)的，是李先念于1979年4 月5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如果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吹響了改革的號角，那么，改革的理論與具體部署是在李先念的這次講話中代表中央提出的。講話中指出：我們現(xiàn)行的經濟管理體制，弊端很多，非逐步改革不可。講話論述了現(xiàn)行經濟體制存在的具體問題，提出了改革的指導思想：“在我們的國民經濟中，以計劃經濟為主，同時充分重視市場調節(jié)的輔助作用。”主張對關系到國計民生的重要產品由國家統(tǒng)一計劃，“其他產品由企業(yè)根據市場的供求情況自行確定生產數量，允許自產自銷，價格有的由國家規(guī)定，有的根據供求關系允許在一定幅度內浮動，企業(yè)之間可以進行競爭”，國家“要自覺運用價值規(guī)律調節(jié)生產，以求得最好的經濟效果……國家要運用經濟立法，經濟政策和稅收、信貸、價格等經濟手段，對市場進行調節(jié)。”李先念的這一講話內容，對學界回顧和研究改革開放的歷史和經驗，或是回顧和研究我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fā)展與創(chuàng)新，都是值得重視的一個文獻。第一，這里公開正式提出的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jié)為輔的思想，奠定了我國改革前期經濟體制改革的模式。第二，提出國有企業(yè)之間可以進行競爭，這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的一大突破。馬克思主義傳統(tǒng)理論認為，競爭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特點，是弱肉強食的斗爭。社會主義只有競賽，而沒有競爭。其實，較發(fā)達的商品經濟或實行市場經濟，必然會有競爭。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就是競爭經濟。第三，事實上講話初步提出了國家調節(jié)市場、市場調節(jié)企業(yè)的經濟運行模式。第四，提出國家自覺運用價值規(guī)律調節(jié)生產，其調節(jié)對象首先包括作為輔體的市場調節(jié)（市場經濟）部分，也包括作為主體的計劃經濟部分。正是由于李先念的這一講話代表中央的改革的指導思想，理論界展開了關于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jié)，關于社會主義競爭，關于運用經濟杠桿調節(jié)經濟，關于自覺運用價值規(guī)律調節(jié)生產，關于重視社會主義制度中的經濟效果，關于價格體制改革等問題的討論，政治經濟學的教材中也納入有關這方面的內容。 　　

      有必要指出，在關于計劃與市場關系的改革思路上，在改革的前期階段，鄧小平與陳云、李先念等的認識是完全一致的。有的學者把陳云歸之為計劃經濟派，把鄧小平歸之為市場經濟派，并不符合歷史事實。在中央決策層，最先指出傳統(tǒng)計劃經濟的弊端，主張引入市場調節(jié)即市場經濟的是陳云，鄧小平是完全同意陳云的主張的。 　　

      1979年2月22日，李先念在聽取中國人民銀行負責人匯報時說：我同陳云同志談，他同意，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搞點市場經濟作為補充。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jié)相結合，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是個補充，不是小補充，是大補充。國內要競爭一下，不管東西好壞，都由商業(yè)部門收購不行。[13](P236)這里所講的作為補充的市場經濟，是公有制首先是國有經濟中的市場經濟。突破了將市場經濟與私有制和資本主義相聯(lián)系的傳統(tǒng)觀點。陳云和李先念這一談話的內容是后來才公開的，所以一般人們長期并不知情。 　　

      1979年3月，陳云寫了《計劃與市場問題》一文，進一步指出了傳統(tǒng)計劃經濟的缺點。主要缺點是只有“有計劃按比例”這一條，沒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還必須有市場調節(jié)這一條，提出社會主義應有兩部分經濟：計劃經濟部分，是主要的；市場調節(jié)或市場經濟部分是次要的。在原文中將市場調節(jié)與市場經濟作為同一概念并用。如文中講：“不一定計劃經濟部分愈增加，市場經濟部分所占絕對數額就愈縮小，可能是都相應地增加。”[14](P247)陳云所寫的此文的內容也是后來才為大家所知情的。不過，陳云關于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jié)（市場經濟）的理論思想已由上述李先念在1979年4月5日的講話中完全體現(xiàn)出來了。 　　

      怎樣準確把握鄧小平于1979年11月26日與外賓談話時提出的“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呢？有些學者將其解讀為與“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jié)為輔”相區(qū)別的不同的改革思路，認為那時已提出與他于1992年南方談話相同的或與現(xiàn)在所實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同的模式。其實，這樣解讀并不符合其原意。事實上鄧小平這里關于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問題的談話，與陳云的思路是完全一致的。他講“我們是計劃經濟為主，也結合市場經濟。”所謂“也結合市場經濟”，與“也結合市場調節(jié)”是同義的。因為計劃外的由市場調節(jié)的經濟就是市場經濟，應是市場調節(jié)與市場經濟的含義相等同，而不應是商品經濟與市場經濟的含義相等同。 　　

      這里會產生一個問題：既然鄧小平和陳云、李先念等在1979 年就提出市場經濟問題，為什么此后的有關中央文件和領導人講話要否定市場經濟呢？其實后者是從總體上講不能全盤否定計劃經濟，完全實行市場經濟，并不否定起輔助作用的與市場調節(jié)同義的市場經濟。例如前引江澤民同志的講話，是不贊同“全盤否定計劃經濟”，“完全實行市場經濟”。實際思路仍是主張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 　　

      應當明確，鄧小平關于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理論也有一個發(fā)展過程。1989年6月9日在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干部的講話中提出“我們要繼續(xù)堅持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jié)相結合，這個不能改。在實際工作中，在調整時期，我們可以加強或者多一點計劃性，而在另一個時候多一點市場調節(jié)，搞得更靈活一些，以后還是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jié)相結合。”[15](P306)這里所講的“相結合”關系，已經不是原來“為主”“、為輔”的板塊結合關系，而是一種有機結合關系。 　　

      鄧小平在1992 年初的南方談話中，進一步發(fā)展了關于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問題的理論認識，突破了將二者作為不同經濟制度屬性的范疇，提出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兩者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區(qū)別，兩者都是手段。正是這一南方談話將我國的改革推向了一個全新的階段，將建立和發(fā)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并由黨的十四大將其確定下來。 　　

      在經濟理論研究中，與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有關的一些概念和理論觀點還存在一些值得進一步探討的空間。這里提出三個問題：

      第一，計劃、計劃調節(jié)、計劃經濟是同一概念還是既相聯(lián)系又有區(qū)別的概念？市場、市場調節(jié)、市場經濟是同一概念還是既相聯(lián)系又有區(qū)別的概念？顯然，計劃不等于計劃經濟；市場也不等于市場經濟。在鄧小平的論述中是將其作為內涵相同的概念使用的。他講：“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qū)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我認為，我們在經濟學研究和教材編寫中，應主要把握鄧小平這段話中的這一核心思想：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不要用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作為劃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制度性特點。我們的經濟學教材和論著中，不應照抄鄧小平的原話。因為不能用“資本主義也有計劃”來論證“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二戰(zhàn)后一些資本主義國家也搞經濟計劃，但并不實行社會主義國家曾普遍實行的指令性計劃經濟體制。人家明確聲稱，自己的經濟計劃與社會主義國家的計劃經濟是嚴格區(qū)分的。也不能用“社會主義也有市場”來論證“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因為社會主義國家在實行傳統(tǒng)計劃經濟的條件下，也始終存在市場。但有市場不等于實行市場經濟。政治家講話可以不細摳名詞概念，讀者重在領會其精神實質。但經濟理論研究和經濟學教材編寫應當重視概念的準確性與邏輯的嚴密性。 　　

      第二，講計劃與市場都是手段，就表明兩種手段都可以使用。資本主義國家既實行市場經濟，又實行經濟計劃和計劃調節(jié)，運用了兩種手段。我國由計劃經濟轉為市場經濟，還要不要運用計劃手段進行計劃調節(jié)？江澤民同志于1992年6月9日在中央黨校的講話，是要落實鄧小平重要談話精神的，是為十四大提出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做理論準備的。他在講話中說：新的經濟體制“在經濟運行機制上，把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長處有機結合起來，充分發(fā)揮各自的優(yōu)勢作用。”[16](P2069)而且轉述鄧小平的見解：“計劃經濟和市場調節(jié)都得要”。[16](P2074)講話中既提出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又不否定計劃經濟，而是“都得要”。然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與實踐的推進過程中，完全否定了計劃經濟，連計劃調節(jié)也不講了。這究竟是理論與實踐發(fā)展的邏輯必然，還是另有原因，一直沒有見到理論上的說明。我認為，全面實行市場經濟是與傳統(tǒng)指令性計劃經濟不相容的。但不應排斥和否定指導性計劃和計劃調節(jié)。日法等資本主義國家不僅重視經濟計劃，還講“經濟計劃化”，既搞市場化，又講計劃化。我們連“計劃”都要改成“規(guī)劃”，有無必要？ 　　

      第三，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非公有制經濟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不應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經濟”兩個概念混同起來。社會主義經濟是屬于經濟制度范疇，而市場經濟屬于經濟體制范疇。如前所述，市場與市場經濟是統(tǒng)一的，所以非公有制經濟可以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社會主義經濟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這也是鄧小平同志明確指出的。非公有制經濟不能成為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私有制經濟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私營經濟與外資企業(yè)是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不能把資本主義經濟說成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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