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9月26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研究會會長石仲泉做客人民網(wǎng)強國論壇，以鄧小平與改革開放30年為題與網(wǎng)友進行在線交流。

　　【訪談摘要】：
　　●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既要肯定成績，同時又要進行反思。
　　●我們國家是世界上社會和諧發(fā)展非常顯著的國家之一。
　　●鄧小平講的十個如果，我以為還是有現(xiàn)實意義的
　　●(三鹿奶粉事件)是昧著良心干壞事，不講人性是反社會的
　　●鄧小平理論和毛澤東思想是繼承和發(fā)展的關系。

　　【訪談正文】

    鄧小平的三把火

　　[石仲泉]:網(wǎng)友們好！好久沒有跟網(wǎng)友們交流了，今天咱們再來交流一次。今年是改革開放30年，今天交流的題目我想也結合改革開放30年來講講一些看法，講的主題是《鄧小平與改革開放30年》。為什么講這個題目呢？我覺得改革開放30年，是富強中國的30年。按照十七大所說的，改革開放的偉大事業(yè)，是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開創(chuàng)的。按照老百姓的話說，毛澤東使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鄧小平使中國人民富起來了。所以中國人民有這么富強的今天，因此不能不講一講鄧小平與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關系，就這個問題我想講這么三個意思：

　　第一個意思是鄧小平與開辟改革開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關系。第二個意思是鄧小平創(chuàng)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輿論體系基礎的鄧小平理論，也就是說鄧小平理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關系。第三個意思是鄧小平與奠定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現(xiàn)代化國家的關系。我想圍繞這三個問題講講個人的看法。

　　第一個問題：關于開辟改革開放的中國特色與道路的問題。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后，我們國家面臨著向何處去的艱難抉擇。是鄧小平向全世界宣告“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從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成為了凝聚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和強大動力。這條道路的核心內涵和鮮明特色是什么呢？就是改革開放。鄧小平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當年他決定的三件大事可以看作是披荊斬棘，開辟這條道路點燃的三把火。哪三把火呢？

　　第一把火就是發(fā)動和領導真理標準大討論。真理標準大討論的主題就是破除兩個凡是，最早提出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觀點的就是鄧小平在1977年5月的談話，以后報紙上發(fā)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以后，又是鄧小平接連發(fā)表三個講話對真理標準大討論的展開，否定兩個凡是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這個大討論是全黨和全國范圍的一次空前的馬克思教育運動，吹響了解放思想的號角，也開啟了改革開放洶涌澎湃大潮的閘門，它對當代中國發(fā)展進步發(fā)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響。這就是什么呢？首先奠定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既為撥亂反正提供了強大的思想武器，也為改革開放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從組織路線上看呢？它既成為了確立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央領導的巨大推動力，又提供了豐富的干部資源。在從政治路線上看，它實現(xiàn)了從以階級斗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僵化半僵化和封閉、半封閉到全面改革開放，從計劃經濟到社會市場經濟的偉大歷史轉折，從而我們國家進入了一個社會主義新的歷史時期。

　　第二把火就是支持農村改革，實行家庭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廢除人民公社制度。中國的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安徽四川等省農民們已經自發(fā)的實現(xiàn)了包產到戶，但是這個包產到戶與當時的政策是沖突的，被看作是異端是不允許的，鄧小平支持了這樣的異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央也肯定了包產到戶等家庭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鄧小平說中國社會主義農業(yè)的改革和發(fā)展的第一個飛躍是什么呢？就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了家庭聯(lián)產承包制為主的承包制，這是個很大的前進。要長期堅持不變，我們國家8億農民得了土地的經營自主權，再加上其他政策的調整農業(yè)生產就擺脫了長期停滯的困難局面。農村經濟開始向著專業(yè)化、商品化、社會化的方向發(fā)展，農民生活漸漸地好起來了。鄧小平介紹這個進程的時候就說，農村改革的成功增加了我們的信心，我們把農村改革的經驗運用到城市，進行以城市為重點的全面經濟體制改革。但城市經濟改革比農村的改革要復雜的多，領域也更廣闊，難度也更大。但是當年借鑒了農村改革的經驗，無論是企業(yè)改革還是物價改革，也無論是財稅改革還是金融改革，在一個時期還比較順利。而且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帶動下，科技、教育、文化等體制的改革以及政治體制改革都陸續(xù)的展開了。這是又一場革命，鄧小平把它稱之為“中國的第二次革命，是決定中國命運的一招”。如果將農村改革比喻為改變中國命運的第一把火炬的話，那么它引發(fā)的全面改革就是燃遍中國的熊熊火焰。

　　第三把火就是倡導興辦經濟特區(qū)，推動形成全國對外開放格局。鄧小平說“中國的經濟開放政策，這是我提出來的。”這個經濟開放首先就是倡導興辦經濟特區(qū)，在1979年4月份的時候，廣東省委就提出要在深圳、珠海、汕頭辦出口加工區(qū)。鄧小平聽了匯報之后就說“你們廣東可以劃出一塊地方，搞一個特區(qū)怎么樣？，過去我們在陜甘寧就是特區(qū)嘛，中央沒有錢，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最后中央就決定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試辦特區(qū)，幾年之后也就是1984年春天，他就考察了正在建設的深圳、珠海、廈門特區(qū)。針對當時的許多議論，他指出“深圳特區(qū)是個實驗，一切由于發(fā)展社會生產力的方法都可采用，深圳搞了這么些年，由內向型轉為外向型，便成了工業(yè)基地，并且打響了國際市場，這是個很大的成績?，F(xiàn)在可以大膽的說，我們建立經濟特區(qū)的決定不僅是正確的，而且是成功的。”這不僅是對特區(qū)建設的肯定，也是對那些懷疑改革一些人疑問的明確回答。我們國家的對外開放在鄧小平的指導和關懷下，即建立四個特區(qū)以后，又先后的將海南全島開辟為經濟特區(qū)，上海浦東開辟為開發(fā)區(qū)，同時將沿海的十四個大中城市和長江、珠江、閩南三角地區(qū)也作為開放地帶，在1992年的南方談話以后，新一輪的開放浪潮以迅猛之勢又東向西、又南向北推進。到了90年代后期，就形成了一個對方開放全方位的新格局。在加入世貿組織以后，對外開放不僅“引進來”還“走出去”。中國的發(fā)展更加融入了整個世界，這樣就初步形成了中國的發(fā)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的發(fā)展也同樣離不開中國的這么一個局面。這個就是我要講的第一個問題。

    鄧小平所講的出了問題的如果方面的問題，一定要充分重視
　　
    [海鷗86]:石嘉賓：鄧小平先生的十個如果還有沒有現(xiàn)實意義？

　　[石仲泉]:鄧小平講的十個如果，我以為還是有現(xiàn)實意義的，但是十個如果究竟走到了什么地步，要具體分析，是不是都象一些人所理解的，我們完全變了質，完全走向了反面的情況，我想不能這么說。對于這種對鄧小平所講的出了問題的如果方面的問題，一定要充分重視，現(xiàn)在我們黨和國家也在努力糾正這方面的問題乃至失誤，使國家的發(fā)展在健康的道路上前進。我想再講個看法，對于目前的問題，一定要冷靜分析，不能以偏概全，不能情緒化，不能搞片面性，不能走極端，還是要大家同舟共濟，提出建設的建議，來努力解決這方面的問題，中國不只是領導人的中國，是大家的中國，大家都需要一起想辦法，來解決我們在前進與發(fā)展中的問題。

　　[余l(xiāng)e25]:石仲泉同志： 鄧小平理論能否解決改革開放發(fā)展中的所有問題？如果不能，我們應該怎么辦？

　　[石仲泉]:這個問題我想十七大已經提出來了，鄧小平理論是整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原創(chuàng)理論，這個問題是我下面要展開來講的。在鄧小平理論之后，我們黨的指導思想還在發(fā)展，有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現(xiàn)在又有科學發(fā)展觀，又有構建和諧社會，我想這都是在對鄧小平理論的延伸和發(fā)展。都是為了解決鄧小平理論那個原生形態(tài)、很難以解決的問題而提出了新的理論來繼續(xù)加以解決。這些理論它不是否定鄧小平理論，而是繼承鄧小平理論，同時又與時俱進的來豐富和發(fā)展鄧小平理論，不能把他們對立起來，要看成是一種繼承和發(fā)展的關系

     [非如此不可]:最近幾年，有一股反改革思潮出現(xiàn)，這部分人認為我們只有退到三十年之前才是正確的，你如何評價這股思潮？你認為這種倒退能實現(xiàn)嗎？

　　[石仲泉]:石仲泉：改革開放30年了，的確應當反思一下我們的經驗，同時要對目前存在的問題反思一下教訓，包括上面所講的一些問題。但是我不認為倒退是是錯誤的，針對目前出現(xiàn)的問題，說30年前的文革是正確的，這不符合歷史前進的潮流，也不符合中國大多數(shù)人的愿望，我們年輕人沒有經歷過文革，實際上上歲數(shù)的同志對文革都有深切的體會，文革把整個（社會）搞亂了。整個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國無寧日、民無寧日。我們不能再回到這樣的社會動蕩的年代里去，對于腐敗、對于目前的分配不公、對于社會的一些歪風邪氣怎么解決？就要看成本、要看代價，相比較而言文革那種辦法來解決，代價太大，成本太大，我們國家就像倒退到過去的那種貧窮、落后的那種動蕩的社會這種時代中去。30年的這種偉大成績就會付之一炬，就會到處是打砸搶，就會是跟過去一樣的沒有一個安定的、和諧的日子好過，這是人民群眾不希望的。有這種想法我想主要是太情緒化了，要冷靜想一想，要解決這些問題相比較而言，還是靠有序的法制來推動，靠擴大人民民主和黨內民主來解決。這是比較符合歷史潮流的，也是經歷了文革的許多人們認為可行的一條道路。對目前的分配問題，絕對不能靠“出氣”不能靠“深惡痛絕”這種情緒來解決，一定要理智，要靠文明的辦法、要靠法制的辦法來解決。這就包括我們講和諧，不是和和氣氣，而是要狠狠的打擊那些反社會的、反人性的、反文明的惡劣行為、腐敗作風。從根本上來解決人民與某些官員的那種背離了的一種關系，要使官員真正成為為人民服務的干部，按照黨的真正的宗旨辦事。

　對制度建設、對政治體制改革一定要出重拳、下狠手解決深層次的問題

　　[銀河取經的船]:石先生:如果要說改革開放中最大教訓,是不是政治改革滯后?那末政治改革滯后的原因是什么?

　　[石仲泉]:改革開放既取得很大成功，同時也存在不少問題。就教訓來說我想也是多方面的。鄧小平說過“這段教訓是教育沒有跟上去”這主要講的是思想政治教育滯后了。我想這個問題在80年代、90年代恐怕是一個問題，當然這不是惟一的問題。另一方面來說，大家關心的政治改革是不是個問題呢？我想應該也是一個問題。但能不能說是最大的教訓，我覺得這個要靠實踐來檢驗，反正它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在這里講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我想應該分兩方面看：一方面是改革30年來政治體制改革取得了不少的成績，很多的弊端在努力改革，包括我們的干部制度、人事制度、行政制度都比過去有很大的變化。我們的干部現(xiàn)在已經開始實行了公推公選，而且現(xiàn)在的公推公選已經達到了正廳局級，我想這個進步不應當忽視。

　　另外我們許多經濟體制改革的東西，實際上也包括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比如說前面講的人民公社制度，它就不僅僅是一個經濟體制改革，也包括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因為它使我們黨的基層政權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是也要看到我們目前的許多改革還是在“淺水區(qū)”，由于部分改革進了“深水區(qū)”進了深水區(qū)這就要冒很大的風險，人們對這個進出深水區(qū)改革的期望值很高，主要的是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怎么進一步的深化？使貪污、腐敗這個負面的東西、這個勢頭把它遏制住。這種監(jiān)督、這種制約、這種制衡目前還在探索之中，還沒找到一個很管用的、很有效的這么一個真正的能解決問題的好辦法來。

　　最近一些地方揭露我們的地方官員大修豪華別墅，占用了好多農民的良田這是很痛心的。盡管中央一再重申要杜絕這個問題，但是老是遏制不住，解決不了，老百姓的呼聲很強烈，這就說明我們這方面盡管有不少舉措，但是管用的、能夠遏制住這個勢頭的還是很有限的。這里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這些官員他根本不對老百姓負責，好多信息反映不上去，不是媒體來介入、不是記者來揭發(fā)上面根本不知道，這就是我們目前體制的嚴重弊端，這個問題應當引起我們有關部門的深思啊。

　　教育很重要但是教育絕不是萬能的，像這些干部他不知道應當怎么落實科學發(fā)展觀、怎么樣科學發(fā)展、怎么關心老百姓的利益，也會大講一通。但是一到具體利益的時候都忘乎所以，都拋到了九霄云外還是我行我素，欺上瞞下，一手遮天，因此對制度建設、對政治體制改革一定要出重拳、下狠手解決深層次的問題，讓老百姓的監(jiān)督能真正起到作用，讓地方官員的權利能得到有效的制衡，不出重拳、不下狠手以后這些問題還會不斷的擴大，老百姓的情緒還會更加激烈。因此我覺得政治體制改革一定還要在這方面加大力度。

　　[老笨牛]:再問嘉賓一個問題，那么憑什么不容許我們對改革進行反思？難道中國的改革沒有半點失誤嗎？如果有我們?yōu)槭裁床豢梢赃M行反思呢？

　　[石仲泉]:目前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既要肯定成績，同時又要進行反思，這個反思，就是要回顧三十年來我們有哪些成績，又有哪些不足和教訓。包括前面所說，也講到了問題也講到了教育。所以我不認為，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不允許反思，不存在這個問題。到了年底紀念十一屆三中全的時候，中央領導人要發(fā)表講話，我想也一定會反思問題，反思教訓。事實上，前幾天胡錦濤在中央黨校的講話，溫家寶在北京市視察奶粉問題的講話都進行了講話，例如說官員麻木不仁，一些企業(yè)沒有良心，講政府感到內疚，這不就是一種反思嗎？

　　[不是我不愛你]:毛澤東思想有其歷史適應條件，對于毛澤東時代的反思是不是有利于今天的改革開放的推進？

　　[石仲泉]:對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都應當有一個正確的認識。去年我來做客的時候講過這個問題。我覺得還是按照十七大說的，他們是個繼承和發(fā)展的關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雖然不包括毛澤東思想在內，但是毛澤東思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源頭、淵源。鄧小平理論和毛澤東思想不能對立起來，盡管他們有很大的區(qū)別，但是他們是一脈相承的，是繼承和發(fā)展的關系。既然如此在今天我們紀念改革開放30年的時候，對毛澤東思想的那些原理、對毛澤東思想時代的那些正確的、好的方針政策的確今天來反思改革開放的時候，應當把他們繼承下來。

　　現(xiàn)在那些不符合改革開放的一些東西、一些錯誤不僅不符合鄧小平理論，不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也不符合毛澤東思想，所以來反思改革開放30年，用毛澤東思想時代一些好的東西，正確的東西來對目前的一些問題、一些失誤來做反思，我想是應當提倡的。

　　[想唱就唱]:嘉賓，您剛才說教育是一個教訓，那么您覺得應該怎樣教育青年人？你覺得最重要的是教他們什么東西？

　　[石仲泉]:目前高校在加強政治思想教育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中小學在這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干部教育這方面也在加強。我以為針對不同的對象，教育的內容與重點應有所區(qū)別，不能是一個模式。比如說，對干部，目前是在進行落實科學發(fā)展觀的教育，因為干部是要去做實際工作的，是要把我黨的思想路線與政治路線貫徹到實踐中去的，確實需要加強這方面的教育。但是，在高校和中小學教育方面，就應當突出學校教育的重點，比如說首要的是要讓他們懂得怎么做人，怎么做一個有益于社會的人，一個道德高尚的人，一個為人民謀利益的人，一個為祖國的發(fā)展而獻身而貢獻一切的人。另外要加強法制教育，遵守社會公德的教育，以這些作為重點。高校則更應當加強愛國主義教育、社會主義教育、集體主義教育和民族法制教育，提高他們的思想覺悟，去為社會，為人民奉獻自己的青春。只有把最基本的做人的教育，為社會服務的教育，為國家盡忠的教育打好了牢固的基礎，這樣他就明確了做人的方向，會終身管用。

　鄧小平理論的“四論”在理論指導和實踐運用上對改革開放30年的成績和進步發(fā)生了最直接的重大影響

　　[明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與鄧小理論的關系是什么？

　　[石仲泉]:鄧小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什么關系？簡單地說鄧小平為其原生初始形態(tài)的奠基人。首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核心概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鄧小平提出的。在鄧小平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后，這個科學稱謂迅即成為改革開放高擎的旗幟、開辟的道路、形成的理論的專有指代。后來刪去“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詞組中的“的”“建設”和“有”幾個字是簡化詞語，基本含義沒變。十七大提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由“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演變而來的。

　　其次鄧小平理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本源理論。十三大概括改革開放以來的新理論觀點時，已稱“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十七大冠以“鄧小平同志”名字，稱之為“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十五大講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兩次歷史性飛躍有兩大理論成果時，對第二次飛躍理論成果的表述，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還說“它的主要創(chuàng)立者是鄧小平，我們黨把它稱之為鄧小平理論”。這表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鄧小平理論在那時是統(tǒng)一的。十六大將“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確立為指導思想，指出它是鄧小平理論的繼承與發(fā)展。這樣鄧小平理論的本源性開始顯現(xiàn)，十七大一方面指出科學發(fā)展觀是與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的科學理論。另一方面又將改革開放以來作為指導思想的創(chuàng)新理論統(tǒng)稱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這是對第二次歷史性飛躍理論成果的高度概括，理論稱謂的演變，說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原生形態(tài)，鄧小平理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本源理論。

　　再次，鄧小平理論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fā)展的新階段，也使以鄧小平理論為本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成為馬克思主義發(fā)展的新階段。十四大闡述的“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時，指出這個理論第一次比較系統(tǒng)地初步回答了中國這樣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如何建設、鞏固和發(fā)展社會主義的一系列根本問題，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十五大首次使用“鄧小平理論”稱謂時，指出這個理論把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提高到新的科學水平，開拓了馬克思主義的新境界，“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fā)展的新階段”。中國既是社會主義大國也是發(fā)展大國。作為發(fā)展中大國建設社會主義實踐經驗的總結，鄧小平理論的若干理論觀點在發(fā)展中國家具有一定普遍意義。他說過：我們進行的改革開放“是社會主義新生事物”，“不僅影響中國，而且會影響世界”；“如果成功了，可以對世界上的社會主義事業(yè)和不發(fā)達國家的發(fā)展提供某些經驗。就此而言，鄧小平理論作為發(fā)展中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一種理論模型，是科學社會主義觀的新形態(tài)。既然如此，以其本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也是科學社會主義觀的新形態(tài)和馬克思主義發(fā)展的新階段。

　　又次，鄧小平理論的“四論”在理論指導和實踐運用上對改革開放30年的成績和進步發(fā)生了最直接的重大影響。鄧小平理論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一個理論形態(tài)，本身也是個博大精深的體系。鄧小平理論的主題是回答“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根本問題，在回答這個主題時，在理論上最具原創(chuàng)性、能使鄧小平理論成其為鄧小平理論、并使其享有“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fā)展的新階段”殊榮特質形態(tài)的理論觀點，同時又在實踐層面對改革開放30年的成績和進步發(fā)生直接重大影響、并最具統(tǒng)領全局意義的理論觀點。主要有這么四論： 一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問題是1981年鄧小平主持制定的《歷史決議》中首次提出的。通過總結過去犯“左”的錯誤的教訓，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央領導對我國的基本國情有清醒的認識，作出了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科學論斷。十三大根據(jù)鄧小平的思想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十五大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內涵作了新的界定，強化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認識。十六大以來，進一步豐富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思想。改革開放30年來，我們國家既保持快速持續(xù)發(fā)展，又沒有超越階段犯過去“左”的錯誤，與堅持這段理論有密切關系。它的創(chuàng)立，既為構筑鄧小平理論體系大廈，也為構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大廈奠定了第一塊理論基石。

　　二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社會主義與世長經濟的關系，是世界現(xiàn)代經濟理論的一大難題。鄧小平自改革開放始，就在研究這個問題，認為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之間不存在根本矛盾。“不要以為搞點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道路，沒有那回事。”“它為社會主義服務，就是社會主義的。”“在南方談話”中，他再次強調：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qū)別；并且要求社會主義大膽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fā)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xiàn)代社會化生產規(guī)律的先進經營方式和管理方法。據(jù)錯，十四大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10多年來，江澤民、胡錦濤先后領導的黨中央，不斷地豐富和完善這個理論及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機制的若干重大方針政策，這個理論的創(chuàng)立是對科學社會主義觀的重大發(fā)展，也是鄧小平理論成為一個新的理論形態(tài)的根本標志。我國這些年取得的震驚世界成就是對它的實踐價值的最好詮釋。

　　三是社會主義主體論。既然我們國家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發(fā)展水平落后，其他非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勢，包括某些資本主義經濟成分都未喪失其存在和發(fā)展的理由，那么我國社會主義的現(xiàn)實狀況，就是以社會主義為主體、允許其他有助于社會主義發(fā)展的非社會主義形式并存并進。這表現(xiàn)在所有制結構上，實行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fā)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再分配方式上，實行按勞分配為主體、允許和鼓勵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參與收益分配的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此外，在文化政策上，堅持主旋律和多樣化的統(tǒng)一；在政黨關系上，實行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在政治關系上，隨著港澳回歸祖國，我國的政治制度以社會主義為主題，在少數(shù)地區(qū)實行資本主義等等。這種狀況會存在相當長時期。30年來，正是因為毫不動搖地堅持并在不斷完善這樣制度和政策，這個理論成為國家取得巨大成績和進步的一個強大推動力。

　　四是社會主義本質論。社會主義本質是什么？我們熟讀的包括老祖宗在內的無數(shù)“本本”都沒有定義過這個問題。人們只是習慣地認為，講社會主義就應當是公有制、按勞分配、計劃經濟、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等。這些要素長期被朦朧地看作社會主義本質。他們對于建設社會主義都很重要，但將其作為社會主義本質卻有片面性。它偏離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矛盾），那些被朦朧地視為社會主義本質的要素，都屬于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方面的內容，沒有發(fā)展生產力的要求。理論認識的片面性，必然導致方針政策的錯誤。這是過去長期沒有把發(fā)展生產力作為社會主義根本任務的一個重要原因。有了這樣沉重的教訓，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第一次提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fā)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這個新界定，突出了生產力的最終決定作用和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運用，為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論執(zhí)政興國第一要務論奠定了理論基礎。

    [登泰山而小魯]:怎樣奠定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現(xiàn)代化國家的基礎？

　　[石仲泉]:鄧小平作為改革開放和現(xiàn)代化建設總設計師，還規(guī)劃了我們國家未來發(fā)展的奮斗目標，奠定了走向“富強民主文化和諧的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國家”的基礎。1981年《歷史決議》曾將奮斗目標規(guī)定為“把我們國家逐步建設成為現(xiàn)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會主義強國。”隨著對國情認識的深入和愈益明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根據(jù)鄧小平提出的“到下世紀中葉我們建成中等發(fā)達水平的社會主義國家”的設想，十三大將其改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國家。”這個表述持續(xù)了20年，直至2006年10月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后，才改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國家。”鄧小平不僅規(guī)劃了這個總的目標，而且對其八字內涵多有具體論述，或促進了其思想的形成，為逐步實現(xiàn)這八字目標作了巨大努力。

　　首先，鄧小平與“富強”目標。鄧小平說：我們奮斗了幾十念舊是為了消滅貧困。我們不要貧窮的社會主義，“要發(fā)達的、生產力發(fā)展的、使國家富強的社會主義。”為此，他提出“三步走”的發(fā)展戰(zhàn)略。第一步是在上個世紀80年代翻一番，這個目標早已實現(xiàn)。第二步是到20世紀末再翻一番，人均達到800到1000美元，即“小康水平”，這個目標也超過他的預想實現(xiàn)了。第三步是到21世紀中葉，即用30年到50年時間再翻兩番，基本實現(xiàn)國家現(xiàn)代化，國內生產總值為人均4000美元，達到中等發(fā)達國家水平。十五大將第三步發(fā)展戰(zhàn)略分解為新的“三步走”戰(zhàn)略；提出到2020年即建黨100年之際，我國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國內生產總值比2000年翻兩番，基本實現(xiàn)工業(yè)化。十七大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高了要求。鑒于2006年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超過2000美元，按年均增長7.5%計算，至2020年的經濟總量將達到7.2萬億美元，人均約為5000美元。這即是說鄧小平講的人均4000美元的單向指標，將提前30年超額實現(xiàn)。

　　第二，鄧小平與“民主”目標。這一條是根據(jù)鄧小平的思想確定的。他指出：“民主是我們的目標”，“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xiàn)代化”。“我們進行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是要在經濟上趕上發(fā)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在政治上創(chuàng)造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不同國家有不同民主觀念和民主制度，在中國，所謂民主最根本的就是人民當家作主。這是社會主義民主的本質和核心，鄧小平十分強調這一點，江澤民、胡錦濤進一步明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最根本的是要把堅持黨的領導、人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tǒng)一起來，保障人民有更多更切實的民主權力。30年來，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目標在有序地向前推進。

　　第三，鄧小平與“文明”目標。這個目標也是在鄧小平領導主持的《歷史決議》中首次提出，并在十三大報告中被列為建設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國家的奮斗目標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鄧小平在號召建設物質文明的同時，十分強調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在奮斗目標的文字表述中，“富強”主要是對物質文明建設的要求，“文明”則主要是對精神文明建設的要求。此后“文明”的內涵在擴展。30年來隨著國家經濟的發(fā)展，社會文明的進步，人民群眾的文明素質在不斷提高。北京奧運會、殘奧會的成功舉辦，向全世界宣告，亞洲東方的文明古國在煥發(fā)現(xiàn)代文明的青春。

　　第四，鄧小平與“和諧”目標。“和諧”作為奮斗目標提出，與鄧小平沒有直接關系。但從“和諧”理論的形成來說，卻離不開鄧小平。從總的方面而言，鄧小平領導的改革開放和現(xiàn)代化建設，積極推動經濟發(fā)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為促進社會和諧的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從理論層面看，鄧小平的一系列重要理論觀點，諸如社會主義要消滅剝削，消滅貧窮，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中國不能亂，穩(wěn)定壓倒一切等，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源。2006年10月，胡錦濤指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經濟建設、政治建設、社會建設協(xié)調發(fā)展的社會，是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整體和諧的社會，要貫穿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整個歷史過程。這是“和諧”作為建設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國家奮斗目標的緣由。十七大進一步強調全社會共同建設和諧社會。目前我們國家是世界上社會和諧發(fā)展非常顯著的國家之一。 

    “沒有良心的老板們”，完全背離了先富帶動后富這個好的政策

　　[v三人行v]:請問嘉賓：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后富，最終實現(xiàn)共同富裕，這是鄧小平的期望，你覺得現(xiàn)在的先富者能起到正面的示范作用嗎？

　　[石仲泉]:我想這個問題要兩方面看：先富帶動后富的政策，當時提出來有當時的背景，因為那時候整個國家都很窮。怎么改變這個局面呢？我想同時大家都富裕不可能的，只能是先讓一部分人富裕起來，然后讓先富起來的帶動后富的，最后是大家共同富裕。這個設想我想既是符合辯證法的原理，同時也是符合中國的實際的。經過30年以后回頭來思考這個問題，我覺得在這個政策帶動下，我覺得的確整個中國都富強起來了，而且在城市和農村有許多人都富裕起來了。改變了過去的中國貧窮落后的面貌，這一點首先要肯定，也可以說是這個政策的正面效應。但是任何事情、任何政策它都有兩面效應，既有正面效應，同時這個政策落實不好，執(zhí)行不好也會有它的負面效應，更不必說把這個政策扭曲了、變形了，那個負面效應就更大。

　　目前有些先富起來的一些受到國家、政府表彰的那部分好的、先進的應該說是起到正面的效應，但是我們大家都看到了在社會上也還有不少的先富起來的一些人，他們不僅是暴富，而且暴富起來之后還繼續(xù)坑害老百姓。比如最近三鹿奶粉事件，還有一些地區(qū)的礦難事件，這些按照溫家寶說的“沒有良心的老板們”，完全背離了先富帶動后富這個好的政策。這是與鄧小平當時提出的政策是相背離的，因此對這樣一部分人應當堅決的依法懲處，決不能手軟。這個懲處一定要堅決，一定要狠，否則改變不了這個局面。我覺得中央下這個決心是正確的，他說還要繼續(xù)狠，盡量的減少甚至是杜絕這種惡性案件。這種事件不僅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不允許，就是資本主義國家也不允許的。因為這是昧著良心干壞事，不講人性是反社會的。

　　[斯蹄摩斯]:石嘉賓，當官的暴富、揮霍、為商人保駕護航，你怎么解釋？

　　[石仲泉]:目前當官的我覺得還是應當分析，盡管有不少貪官，有不少壞官，有不少平庸的官，但是也還是有不少好官、不少清官、不少為人民群眾所擁護的官。如果不這樣看，我們國家能夠發(fā)展到目前的地步嗎？絕不可能。但是“一粒老鼠屎壞一鍋粥”，所以有好官有清官，在大家身邊的，看得著的應當說還是有的，但是那些壞官、貪官、暴富的官能引起老百姓的極大的情緒，他們做了不少壞事，因此對他們的印象就很深對于這些人應當說是不符合共產黨的宗旨的，也不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要求的。對于這些人，毫無疑問應當按照黨紀、國法來解決。加強政治體制改革，加強群眾對官員的監(jiān)督，就是要盡量的減少這樣一些壞官、貪官、暴富的官對人民群眾利益的危害。

　　[迷石之翁]:請問石先生:你看我們“特色國家”還有希望嗎?

　　[石仲泉]:我們改革開放30年來，確實還存在不少問題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要求，也還有不少距離，在許多方面還做的很不夠，甚至還有不少失誤。但是問題要兩方面看，這些在我看來都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還是要看到成績這是主流，否則就不能說明我們國家目前在世界中所處的發(fā)展地位，如果不這樣看奧運會、殘奧會的成功就沒法解釋，能夠取得兩奧會的成功就說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是取得了很大成功的，它是基本的，這是世界都有目共睹的。

　　昨天“神舟七號”又發(fā)射成功了，這些都說明我們改革開放的成就要充分肯定，從這些方面看盡管我們目前來有不少問題，甚至有的問題還很尖銳很突出，但是只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我們的國家還是很有希望的。目前成長的一代有志于使中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青年人，他們成長起來了，成為社會的精英，成為國家的棟梁，這些問題遲早都可能得到解決，中華民族的復興這個偉大目標就一定能夠實現(xiàn)，對于這一點我個人認為應該堅信不移，當然前進的道路上可能會有反復也會有挫折，但最終會去實現(xiàn)這個偉大的目標的。幾千年來中國的歷史這是主流，中華民族一定無愧于我們老祖宗和世界各國人民的期望。

　　[石仲泉]:網(wǎng)友們提了不少問題，但是我不可能一一回答，我只能回答一部分問題。我覺得大家提的好多問題都是可以理解的，對于要解決這些問題，我跟大家一樣也很著急，有的我也很痛心，有些問題我也沒有想到會發(fā)展到這個地步，這些的確與我們的某些改革不到位，包括政治體制改革還與我們的期望值有不小的距離有一定關系。但是對有些問題我們不能太情緒化，解決這些問題要靠時間，要靠實踐，我們大家只能朝著好的方面來努力，只要大家共同努力，有些問題是能夠很好解決的。

　　大家對我的回答可能不滿意，我也可以理解。但是我覺得還是要對我們國家的發(fā)展冷靜的來看待、全面的來看待、辯證的來看待。這樣才能符合我們國家的長遠利益。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