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2日晚，海峽對岸傳來令人振奮的消息：在臺灣地區(qū)領導人大選中，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大獲全勝，兩個版本的“入聯(lián)公投”則皆因不足法定人數而雙雙流產；如果不出意外，臺海至少暫時告別危機，兩岸合作前景一片光明。可以預見的是，國共“第三次合作”的呼聲將重新在民間浮現，甚至排上官方的議事日程。對于兩岸和平與共同繁榮來說，這些當然都是利好消息；惟獨政策上的談判、經濟和文化上的合作乃至兩岸關系的松動與和解，尚不能令人滿足，因為國共兩黨幾十年來打打殺殺，不僅造成神州遍地戰(zhàn)火橫飛、生靈涂炭，而且斷送了太多的憲政發(fā)展良機。臺灣地區(qū)直到1987年解禁之后才開始憲政，大陸地區(qū)則時至今日仍然處于“有憲法而無憲政”的狀態(tài)；社會問題不能通過正常的制度途徑得到解決，以至越積越多、難以為繼。如果我們還相信“解鈴還需系鈴人”這句話，那么中國憲政這個死結可能還確實需要第三次國共合作才能解開。但這一次不能像前兩次那樣，合作只是對付內亂或外敵的權宜之計，各自心里卻在打著如何大權獨攬的如意算盤；第三次合作承載著在本質上不同的歷史使命，那就是為中國帶來一個真正的共和——如果沒有更合適的名字，不妨暫稱之為“第三共和”。

        在過去近百年中，中國已經有過兩次共和。第一次共和推翻了帝制，第二次共和結束了內戰(zhàn)。兩次共和歷程中，國共幾度為友、幾度為敵，但是兩者都分享幾個共同特點。第一，國共兩黨都是革命黨，因而其所締造的共和也是通過暴力革命奪取的結果。1911年的辛亥革命，國民黨革了清王朝的命；1949年的共產革命，共產黨又革了國民黨的命。這樣，兩次革命所建立的共和又帶上了第二個共同特征，那就是它們都實行一黨執(zhí)政體制。一黨執(zhí)政不可能實現權力制衡，因而就產生了第三個共同問題，那就是兩次共和都沒有實現憲政。第一共和雖然以憲政為目標，但是直到1949年敗退臺灣，也沒有迎來憲政；到臺灣之后仍然實行一黨“訓政”（在某種意義上，戒嚴甚至可以說是一種“軍政”），竟長達38年之久；第二共和則更是長期追求“專政”而非憲政，因而憲政之遙遙無期也就十分可以理解了。 

        兩次共和歷時近百年，其間成千上萬的中國人互相殘殺，整個民族付出了慘重代價，到頭來還不知究竟是為什么。目睹百年革命的亂象之后，我們今天應當引以為戒了。這個戒律不是別的，就是革命與憲政的勢不兩立；革命不等于憲政，也不可能實現憲政。國共兩黨領導了兩次革命，不僅顛覆了古代政制、掃蕩了傳統(tǒng)文化，而且也永久擱置了憲政。既然憲政是兩次共和共同的歷史欠賬，我們有理由要求國共兩黨再來一次共和，還我們一個真正的憲政！    

        一、告別革命     

        今年正好是大清帝國頒布《欽定憲法大綱》一百年。百年憲政的坎坷之路，在此不必絮叨了。甲午海戰(zhàn)的震撼、馬關條約的恥辱、公車上書的激動、百日維新的亢奮、“六君子”的悲壯、仿行憲政的希望和失望、辛亥革命的幸運、“大總統(tǒng)”的逆行、“賄選憲法”的苦澀、“聯(lián)省自治”的無奈、北伐成功的歡欣和接踵而來的血腥、民國憲法的終成正果和倉皇敗離……這一切往事似乎早已是過眼云煙但又確實并不如煙。1949年后，中國大陸終于恢復了統(tǒng)一，但是動蕩并不少見。五四憲法很快被“反右”和“大躍進”的浪潮湮沒，“文革”的流毒則感染了1975和1978兩部憲法。直到改革開放之后，大陸的中國人才過上安穩(wěn)日子，憲政才重新成為可能——但也只是可能而已：至少對于大陸來說，憲政還不是現實，而只是探索和追求的目標。

        為什么中國憲政之路如此艱難，追求百年仍不得正果？這得從“憲政”這個詞的本意說起。如今，“憲政”成了中國大陸的熱門詞匯。原先，憲政似乎只是一些意識形態(tài)上的“非主流”學者甚至異議份子離經叛道的主張，但在經過長期沉默之后，中共十六大報告相當肯定地提到這個詞，頓時讓許多人感到莫大的希望，主流或非主流都開始喜歡用“憲政”二字。雖然后來一度成為禁忌，但“憲政”還是越來越熱。如今民間權利意識高漲，但是一旦遭遇侵犯，如何保護權利？大家都不約而同訴諸“憲政”，憲政已經和權利、自由、法治這些雅俗共賞的概念分不開。即使在普通人眼里，憲政也成了中國前途的代名詞。

        但憲政究竟是什么？其實這個問題一點也不深奧。在形式意義上，憲政憲政，無非就是依憲執(zhí)政——可以是依任何“憲”，那怕是一本菜譜也成，就和法治無非就是依法治國，可以依照包括惡法在內的任何法律一樣。然而，僅這一點就很難做到。原因在于，一般的法乃至憲法都會把自己打點得相當“漂亮”，赤裸裸的“惡法”是極其少見的。只要不是出于極端的愚昧或狂妄，法或憲法一般不會規(guī)定某個統(tǒng)治家族“萬世一系、永永尊戴”，也不會賦予某個“偉大領袖”以半人半神的地位，或索性寫上“國家主席”的名字。1975年憲法是在腥風血雨的“文革”行將就木中制定的，但就是面對這樣一部“憲法”，你也只能感嘆制定者的無辜，至多加上一點“臭老九”特有的鄙夷；那里面有激情、有無知、有今天看來令人發(fā)笑的地方，但是如果不知道“文革”實際發(fā)生的事情，你看不出其中的罪惡，即便是可怕的“專政”也是通過“人民”這樣神圣的主體來施行的。一切都是為了“人民”——從1788年美國聯(lián)邦憲法到1972年北朝鮮憲法，所有成文憲法都是這么寫的，而且往往“人民”越窮越卑微的地方，“人民”的口號喊得越響亮。

        然而，法可以規(guī)定得很“漂亮”，但要落到實處就有難度了。“人民”是誰？她是什么樣子？她會說話嗎？在“人民利益”受到侵犯的時候，她能站起來保護自己嗎？所有現代專制者當然都知道，“人民”是其玩弄于鼓掌之上的虛構，是為其統(tǒng)治提供正當性的門面。即便將“人民”具體到一個個蕓蕓眾生，他們也是一堆沒有組織、沒有聲音、互不相識的“馬鈴薯”；如果沒有一個政治機制將他們結合起來，通過選舉表達他們的偏好，迫使受制于選舉的統(tǒng)治者對他們負責，那么他們只能是默默任由統(tǒng)治者宰割的羔羊。歸根結底，在任何一個社會的任何一個時期，權力、財產或資源等利益都是有限的，如何分配這些利益因而成為國家的本質問題。憲法或一般法規(guī)定利益如何分配以及分配機制，而且一般都會規(guī)定“人民”的利益至高無上，但是究竟如何分配還取決于社會的實際統(tǒng)治模式。

        在一個專制社會，一個不對“人民”（至少是社會大多數人）負責的統(tǒng)治集團是規(guī)則的制定者和實際執(zhí)行者，而所有實際運行中的規(guī)則都是以他們的利益為出發(fā)點，任何紙上的規(guī)定都不管用。法是“統(tǒng)治階級”的工具，這一點馬克思并沒有說錯；而工具總是為實際制作和使用工具的人服務的，這是“工具理性”的基本要求。除非你愿意相信每個人都是無私奉獻的“活雷鋒”，這個統(tǒng)治集團實際執(zhí)行的規(guī)則當然首先是對自己最有利；反正“人民”不會說話、不會自衛(wèi)、不會反抗，不妨通過各種方式讓自己“先富起來”。固然，從長遠來看，“人民”的利益也未嘗不重要，誰不明白“水能載舟、水能覆舟”的道理？但是對于任何一個具體的統(tǒng)治者來說，其理性視域是極其有限的。首先，任何統(tǒng)治者的任期都是有限的，只要在其任內沒“翻船”，多拿一點又何妨？因此，統(tǒng)治幾乎成了一種“擊鼓傳花”的游戲。至少對于當代大陸來說，統(tǒng)治者恐怕沒有流芳百世的雄心，而只有維持現狀的耐心，因而我們不能指望他們會從個人的長遠利益出發(fā)尊重“人民”的公共利益。其次，現代統(tǒng)治集團一點都不是“鐵板一塊”；它很龐大、很多元、很魚龍混雜，里面也有“清官”、有銳意進取的改革者乃至為社會打抱不平的憤世嫉俗者，但是其利益取向決定了整個集團的基本行為傾向。事實上，即便個別好心的最高領導人有心整頓，在這個如此龐大的集團面前也顯得無能為力——光緒“維新”不過百日，還不是被打入冷宮？至高無上的皇帝尚且如此，沒有此等名義、任期和責任都有限的當代領導人又為何犯得著“舍生取義”？除非有毛澤東當年的威望和能量，和體制相抗衡的領導人最終會發(fā)現自己是以卵擊石。更何況他們和集團內的全體成員一樣，也都處于一種身不由己的“囚犯困境”之中：一個官員的貪污不至于引發(fā)一場社會暴動，而個人的潔身自好也拯救不了一個腐敗的整體，是故“不貪白不貪”。在這種統(tǒng)治邏輯下，憲法雖然規(guī)定得很好看，但最終是不可能按照憲法說的那些去落實的——或更準確地說，在制定當初就根本沒想過要真正落實！于是就出現了“潛規(guī)則”和“顯規(guī)則”之間的幾千年來一以貫之的割裂，出現了有法而沒有法治、有憲法而無憲政的見怪不怪的現象。一些學者神神秘秘、顛三倒四、翻來覆去還說不清楚的那點“奧秘”，其實不就是這個簡單的道理嗎？

        因此，專制國家是不會實行法治和憲政的，除非是極其少見的赤裸裸的惡法。所謂“惡法”，就是違背“人民”利益或公共利益的法——總之，通過犧牲大多數人來迎合少數人利益的法，而專制國家的通常手法是在良法的外表下行惡法之實，因為不對多數人負責的少數統(tǒng)治者制定和實施的實際規(guī)則必然是為少數人服務的。當然，上述“鐵律”也未必沒有例外。有人可能會說，看看新加坡，一個以華人文化為主的沒有民主的社會，法治不也實行得不錯嗎？確實，因為種種偶然因素——譬如長期作為一個民主與法治國家的殖民地、一群受過優(yōu)良教育的統(tǒng)治精英、開國元首的精明及其持久影響，個別國家可能成為幸運的例外。但是這種幸運是極其罕見的——說來說去，那些威權法治論者也只能舉出新加坡和香港幾個屈指可數的例子。不論這些例外是否能成立，百年憲政的崎嶇之路證明，中國和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一樣，都不是受到上天特別眷顧的“幸運兒”。

        這樣就帶來了纏繞中國近代法治整整一個世紀的難題。當這個國家接受啟蒙之后，人心思變，但是社會權力結構不允許變；統(tǒng)治集團外圍的知識精英、政治活動家或一般大眾希望分得更多的利益，但是這簡單意味著一場零和游戲的開始，因為首當其沖的顯然是統(tǒng)治集團的既得利益。迄今為止，所有規(guī)則實際上都是為了這個既得利益集團服務的，整個國家機器的目的就是在他們掌控下維持和實施這套既得利益規(guī)則；當改革在不打破現有權力結構的前提下試圖重新分配社會利益，其命運也就可想而知了。在這個意義上，專制是一種自我維護和自我修復的統(tǒng)治機制。它不但違背了所有憲政原則，而且也是實行憲政的最大阻力。這種阻力不僅在于專制傳統(tǒng)養(yǎng)成了和民主憲政相抵觸的文化和惰性，而更在于它培育了一個天然抵制憲政的利益集團。在一個專制傳統(tǒng)的國家，大大小小的統(tǒng)治者都是專制的既得利益者，都從專制權力結構中分取自己的職權所決定的那一杯羹。他們掌握著主要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資源，因而只要他們在位，他們就是任何改革都繞不過的門檻。改革必須使他們獲利，才有可能進行下去；一旦改革要改變這種利益格局或影響其賴以維持這種格局的權力結構，他們自然不會束手就擒。在《欽定憲法大綱》頒布后，滿清貴族在官制改革過程中的一系列倒行逆施就足以說明這一點。在維持現有權力分配格局的基礎上，有限的改良是否獲得成功，在根本上取決于是否能夠獲得既得利益集團的合作。

        應該承認的是，這種合作未必在所有情況下都是“與虎謀皮”。在某個特定的發(fā)展階段，統(tǒng)治集團可能也是改革的得益者，因而不但不會阻撓而且還可能主動推進改革。大陸改革開放三十年就見證了一個相對幸運的歷程。執(zhí)政者放棄了手中掌握的某些權力，社會因此獲得了蓬勃的發(fā)展生機，人民的生活得到大幅度提高，而就在這個過程中，各級官員利用仍然相當龐大的剩余權力尋租，使自己成為經濟改革最大的得益者之一。這是為什么經濟改革得以順利進行下去（雖然幾度遭遇極左思潮阻撓，但意識畢竟是短暫的，利益才是永恒的），為什么這三十年全世界都目睹了“中國奇跡”——無非是因為中國的起點實在太低、政治運動將老百姓折騰得實在太苦、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大陸社會實在太窮太僵化，以至只要維持政治與社會穩(wěn)定，任何松動都會增加社會活力，任何發(fā)展都會增加GDP，任何不是失去理智的改革都是有益的——而且是對幾乎所有人都有益的Pareto最優(yōu)，官員、企業(yè)家、知識分子、工人、農民都多多少少以不同方式獲利了；既然“蛋糕”在不斷做大，每人多少都能分得一塊。當然，在現行權力結構下，獲利程度大不相同，那些掌握權力資源的自然要得大頭。這也就注定了政治改革的命運兇多吉少，因為這就動了既得利益集團真正在乎的“奶酪”，就如同要沒收漁民用來捕魚的漁具一般；大凡不笨的人都知道，“漁”比“魚”更重要，獲得利益的權力和機會比實際利益更重要。對于一個沒有遠見和自信的統(tǒng)治集團來說，政治改革不是任何意義上的“合作”，而簡直就是直截了當的“革命”，因而必然顯得戰(zhàn)戰(zhàn)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或索性止步不前。改革只能沿著阻力最小——也就是不觸動政治——的經濟軸線走下去，而這條路能走多遠是一個未知數，因為經濟增長非但無法約束政治權力，而且通過給統(tǒng)治增添資源、政績與合法性而進一步加劇權力膨脹，因而也無法保證改革一直是Pareto最優(yōu)；大大小小的執(zhí)政者通過權錢勾結和濫用權力，難免忘乎所以，不明智地過度侵犯平民百姓的基本利益，造成強征強拆、補償不公、農民失地等大量現行體制內部無法控制和消化的社會問題。即便沒有此起彼伏的社會危機，體制外的精英和平民也未必能容忍現行權力結構所造成的資源和利益分配不公，因而政治改革的呼聲不會平息。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執(zhí)政者執(zhí)迷不悟，社會問題越積越多，最后總有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到那時，屢遭挫折的改革就真的流變?yōu)楦锩恕?/p>

        在政治改革屢戰(zhàn)屢敗的情況下，似乎只有通過革命才能打破既有的權力結構，消滅阻撓社會改革的利益集團。然而，血與火的百年洗禮已經充分證明，革命并不能超越改革面臨的困境。首先，革命雖然往往以憲政為目標，最終卻不一定能推動憲政，因為革命的成功本身將造就新的既得利益；如果憲政將對這個集團的利益產生不利影響，那么它將和舊的既得利益一樣成為憲政的障礙。其次，革命的成功通常是以高度集權為前提的，成功之后執(zhí)政黨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一般不會主動放權，因而勢必和憲政的分權原則相抵觸。例如辛亥革命之后，國民黨仍然是一個組織渙散的政黨，軍事力量十分薄弱，因而只有不時和軍閥結盟才能維持生存。直到1924年根據蘇維埃的組織形式改組整頓之后，國民黨才成為一個高度集權的政黨，并不久勝利完成北伐。但是北伐成功之日，也正是國民黨走向全面獨裁之時。就在北伐勝利不到一個月，國民黨就開始清剿共產黨和左派勢力，在黨內和黨外實行專制統(tǒng)治。在本質上，革命就是以一種更厲害的專制打敗原來的專制，用更強大的暴力摧毀原來的暴力。面對掌握著國家機器的既得利益集團，要在專制國家的政治生態(tài)中生存并取代原有的專制，革命黨必須高度組織化、集權化、專制化。這也就注定了一個成功的革命黨在指導原則和組織結構上都是和自由民主背道而馳的，而在革命成功之后必然順理成章地延續(xù)暴力革命時期的習慣統(tǒng)治方式。并不奇怪的是，作為一種極端劇烈的變法形式，革命只是暴風驟雨式地完成了統(tǒng)治集團的更替，但此后往往是“換湯不換藥”；憲政面臨的困境依舊，甚至可能因為新的統(tǒng)治集團更加獨裁而發(fā)生倒退。

       事實上，革命對社會的風險是巨大的。由于革命通常發(fā)生在專制體制內，革命和反革命的訴求都不可能通過正常的民主辯論得到核實與澄清，革命口號可能帶有巨大的欺騙性或誤導性；在革命成功之后，一旦恢復集權統(tǒng)治，新的統(tǒng)治集團不通過正常選舉對人民負責，那么也就完全未必兌現革命時期為了爭取民心所提出的承諾。國民黨執(zhí)政后長期“訓政”，遲遲不“還政于民”、實行憲政，就可以作為革命黨不信守承諾的一個例子。共產黨打江山靠的是農民，執(zhí)政前也提出了種種美好的承諾，但是一旦執(zhí)政之后短短幾年內就收回了農民的土地，實施半個世紀之久的城鄉(xiāng)二元體制更是從制度上歧視農民的基本權益，造成了巨大的城鄉(xiāng)差別。假如農民知道這個結果，當初還會支持革命嗎？再有，國共兩黨都曾將聯(lián)邦制作為其政治主張，但是一旦掌權之后又紛紛拋棄聯(lián)邦制、改行中央集權。中共二大自1922年以來就提出聯(lián)邦制，直到1947年10月10日發(fā)布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還提到各少數民族“平等自治及自由加入中華聯(lián)邦”，但在掌握政權之后馬上改變了民族政策，“聯(lián)邦”也成了一個不準再提的禁區(qū)。革命黨的理想和目標可以很誘人，但是一個需要革命的社會并沒有什么機制能保證革命成功后會履行承諾。

        由此可見，雖然政治改革面臨重重困境，但是簡單的革命并不是走向憲政的良方。歸根結底，憲政關系到每個人的利益；憲政首先是每個人都有權參與的民主政治，因而實施憲政的必然結果是相對均衡的權力分配結構，而相對均衡的權力分配進而保障相對均衡的資源和利益分配。失衡的權力結構必然造成失衡的利益分配結構。在一個高度集權的框架下，掌握重權的執(zhí)政者必然集中了不成比例的社會資源，進而形成一個自我保護、阻撓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團。中國憲政之所以歷經曲折、進展緩慢，根本原因不僅在于中國知識分子對憲政在認識上的偏差，不僅在于傳統(tǒng)政治體制在理念上和現代憲政格格不入，而更在于這個體制下的權力和利益分配結構自始至終排斥憲政改革。革命推翻了一個舊政權，但是并不能打破舊體制，更不能造就和維持一個新制度。一旦國家統(tǒng)治鎖定在專制模式，憲政可謂難上加難。從這個角度看，中國憲政百年走過的艱辛歷程實在是十分正常的；百年之后憲政仍未成功，也就不足為奇了。   

  
        二、走向共和     

 
        既然政治改革似乎希望渺茫，革命更是一條走不通的死路，那么我們的出路在哪里？其實沒有誰能確切地回答這個問題，任何自稱找到答案的人不是欺世盜名就是在自欺欺人，因為革命一途不通，只有迂回改革，而在專制權力結構中如何開展改革，取決于特定執(zhí)政者的眼光和魄力、平民百姓的智慧、統(tǒng)治結構的利益分化格局、社會矛盾的尖銳程度和國際政治壓力大小等一系列不可控制甚至不可預測的因素。這些因素決定了改革不是一門可以預言的科學，而至多只是“摸著石頭過河”的藝術。好在我們雖然還不知道“石頭”在哪里，但是對岸在何方還是相當清楚的。如果說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人還不清楚路往哪里走，傳統(tǒng)意識形態(tài)仍然占據著大多數人的思想，左右陣營還在姓“社”姓“資”的論爭上糾纏不清，知識分子對國家前途感到迷茫、困頓、焦慮，那么今天大凡有思想的人都會認同人權、法治、民主、憲政這些世界普適價值作為我們自己的追求。至于偶爾遭遇左的回潮乃至泛濫，只是大勢已去的回光返照而已；即便是左派的前途也在于憲政，那些對“偉大領袖”情有獨鐘的烏托邦左派只是一種出于無知的異想天開，就和少數企求暴力革命的偏激右派一樣會成為歷史的記憶；他們或許不會消失，但是不可能主導大局，因為空想和革命都不是解決中國問題的辦法。簡單維持現狀也是沒有出路的，因為事實已經證明現體制無法解決層出不窮的社會問題，因而遲早會分崩離析；到那時，中國將再次被逼到革命的風口浪尖上。百年憲政之后，中國今天已經沒有退路，只有繼續(xù)向前走，直到真正步入憲政的陽關大道；除了少數短視的既得利益者之外，不同的人群，不論立場、利益、身份、階層是什么，都沒有理由反對憲政改革。既然兩次革命都沒有給我們帶來真正的憲政，也不可能締造真正的共和，那么我們今天需要的正是一次名副其實的共和運動；也只有通過這第三次共和，中國憲政才能抵達自己的歸屬。

        讓我們看看共和對中國究竟意味著什么。“共和”其實不是一個法律概念，也沒有確切的定義，不同體制的國家都可以是“共和國”。譬如英國嚴格來說是君主制，但是它也被稱為“共和”(Commonwealth)。這是因為和中國皇帝不同，國王并不是英國的最高統(tǒng)治者，“議會中的國王”——也就是國王和上下兩院的聯(lián)合體——才分享英國的最高統(tǒng)治權。況且1689年“光榮革命”之后，國王成了沒有實權的“虛君”，英國的最高權力實際上由選舉產生的議會所掌握。由此可見，不論名稱怎樣、形式如何，“共和”的首要標志就是人民主權。當然，共和并不是簡單的多數主義民主。在某種意義上，共和比簡單民主更溫和，因為純粹的多數主義容易導致“多數人暴政”，任由代表多數人利益的議會以法律的形式剝奪少數人的基本權利，而共和則提倡“你好、我好、大家好”，主張每一個人的基本權利、自由和尊嚴都應該得到國家和社會的尊重。但是這并不否定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民主是共和的底線要求。要配得上“共和”的稱號，國家的最高統(tǒng)治者必須對人民負責，而且這種責任不只是名義上的。當今幾乎所有國家的憲法都將自己稱為“共和國”，但是一個國家的實質究竟是否共和，最終取決于國內民主和人權的實際狀況。如果雖然憲法規(guī)定了選舉，但是實際上選舉很不規(guī)范，最后大大小小的各級官員并不對選民負責，那么這樣的國家顯然是專制國而非共和國。

        我們看到，專制國家往往在“改革—革命—專制”中循環(huán)往復、不能自拔。專制社會之所以容易引發(fā)革命或暴動，是因為一個不對人民負責的統(tǒng)治集團用不著考慮老百姓的死活，從而人為造成許多冤屈和不幸。由于缺乏民主再生機制，因而不可能通過和平方式替換不合格的官員，官員也都因為沒有淘汰壓力而肆無忌憚、為所欲為；更有甚者，在一個對上不對下負責的體制中，各級官員都需要籠絡上級領導才能得到升遷提拔，從而導致買官賣官盛行、貪污腐敗泛濫，官場成為官位交易的市場。同時，在一個最高統(tǒng)治集團說一不二的專制國家，為了維持繁榮穩(wěn)定、歌舞升平的表面，受鉗制的新聞只能報喜不報憂，大量的官員貪腐和社會苦難不能公開報道，因而無論是領導人還是老百姓都無從得知他們身處其中的真實社會狀態(tài)，很可能已經坐在火山口上還渾然不覺；社會矛盾越積越多、無從解決，最后必然引發(fā)大規(guī)模沖突。更糟糕的是，專制不僅削弱政府的正常治理能力，而且也損害社會自理能力。由于官本位造成的社會差別實在太大，官員和百姓、貴族與貧民、精英和草根、窮人與富人一個個形同陌路、勢如水火。不同階層的人群好比生活在不同世界，沒有任何共同語言和相互理解；帶著完全不同的思維，但又共同生活在一個狹小的空間，他們之間免不了產生許多摩擦、蔑視、嫉妒甚至仇恨，因而才有開寶馬的稱擠公交的是“垃圾”，拿工資的稱發(fā)工資的是“剝削者”。在社會不能自治、政府又無心或無能治理的情況下，不斷積累的社會問題最后必然引發(fā)暴力沖突甚至革命。正如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在《舊體制與法國革命》一書中所觀察的，專制及其造成的社會隔閡正是革命的火種。

 
        相比之下，民主共和的最大好處就在于其維持社會和諧與穩(wěn)定的功用。由于民眾有權每隔幾年選舉他們中意的議員和領導人，不合格的官員將被及時淘汰；這樣的體制總能通過議會制定符合民情的法律，再通過依法行政使人民得到良法的實惠。即便個別候選人通過欺騙輕信的選民而當選，上臺后不履行天花亂墜的承諾，那么他也只能得逞一時，選民不會上當一世；就和商品一樣，一旦失去信譽，他將付出永遠被逐出政治舞臺的慘重代價。剛剛結束的臺灣選舉就證明了，人民不是白癡，不是政客的玩偶，選舉也不純粹是一場“口水仗”或黑金交易；幾次選舉之后，選民成熟了，政客變乖了，選舉貨真價實了，老百姓決定自己命運了。一旦保證政府對人民負責，那么不論什么社會問題都能迎刃而解：首先，官員有壓力和意愿及時解決社會問題，不然就面臨下臺的風險；即使現行法律和社會脫節(jié)，也很容易通過一個運行有方的議會及時調整社會政策，不斷化解隨時出現的社會矛盾。最后也最重要的是，民主是建立在言論和新聞自由基礎上的——不然怎么知道該選誰？由于表達不受控制，而人天生對不幸更關切，各種社會問題一出現，就一覽無遺地暴露在人們眼皮底下，不會等到堆積成山的時候再兵戎相見。其實不用等政府插手，許多問題通過公民之間面對面的接觸、切磋和協(xié)商就能解決。雖然有時可能產生激烈的碰撞，但是大聲喧囂、爭吵甚至漫罵也遠比沉默和冷漠要好；即便爭論不能達致解決問題的方案，至少也為各方提供了“出氣”的機會。

 
        因此，在一個成熟的共和體制下，你絕少發(fā)現革命。既然官員不敢無法無天，法律不斷反映新的現實并得到落實，社會問題就像每日的垃圾那樣一出現就被清理，大多數人生活在舒適和舒暢的環(huán)境；即便少數人命運不濟，也可以通過喚起多數人的同情而得到照顧；即使極少數人喪失理智、鋌而走險，也只能構成個別犯罪，而不可能掀起一場危及體制的暴動。在這個意義上，民主通過和諧而實現穩(wěn)定，專制則強制穩(wěn)定而犧牲和諧；如果將專制比喻為一座大壩，壩內壩外的水位之差越來越大，最后不堪重負、轟然倒塌，那么民主就像是一條瀉洪道，通過官民相互交融不斷調整方向、解決問題、消除壓力?；蛟S有點似是而非的是，專制是革命的盟友，共和才是革命的天敵；如果執(zhí)政者希望政權穩(wěn)定，那么民主共和才是他們的理性選擇。

        當然，憲政的希望最終不在于我們是否能說服統(tǒng)治者，而在于我們有什么樣的老百姓；憲政固然是為了更理性的統(tǒng)治，但是統(tǒng)治的目的在于更幸福的生活。今天，我們向革命告別，為的是遠離專制、走向共和，共同締造兩次革命都沒有完成的憲政。第三次共和不會再走暴力革命的老路，也不需要一個革命先鋒的領導，因為我們發(fā)現它只會帶領我們走向更嚴厲的專制，離憲政越來越遠。憲政是大家是事業(yè)，只有靠大家一起來推動才能成功；如果長期接受奴役的百姓已經習慣于奴隸生活，那么他們只適合專制，而不能適應共和，因為一個共和國的公民不是任何人的奴仆，而是把握自己命運的主人。要擺脫奴役，我們必須先學會如何統(tǒng)治自己。我們必須明白，我們都生活在同一個國家、同一個“世界”，說同一種語言，延續(xù)并創(chuàng)造著同一種文明。文明越發(fā)達，人們相互依賴的程度越高；不同階層的利益有沖突，但是這種沖突只有在相互理解、體諒與合作的前提下才能解決。我們的公民需要理解，開寶馬的需要擠公交的，擠公交的在某種程度上也需要開寶馬的；老板需要工人干活才能贏利，工人也需要老板發(fā)工資才能生存。如果我們通過面對面的交流，各方都能體會彼此的難處、尊重對方的需求，那么許多問題原本沒有必要去找政府就能得到解決。即便有些老板不自覺甚至太黑心，如果工人可以自己組織起來，選舉自己的工會領袖，動用集體談判的力量甚至罷工的威脅，或訴諸輿論公意的支持，那么農民工就不需要總理出面為他們討工資了（一位年近七十的總理又能為幾個農民工討回工資？），更沒有必要為了工資在絕望中跳樓（哪怕只是為了“做秀”而引起公眾眼球）。在一個共和國，沒有任何人會因為身份、地位、性別、年齡、財富等個人難以控制的因素而成為絕對的弱勢群體。在一個公民自治的共同體中，每個人都有可依賴的社會資源；人數越多，力量越大，但即便是少數甚至個體也可以爭取多數的同情或司法的保護，而非孤立無援、任人宰割。

        當然，老百姓還是需要政府替他們辦事，但是共和國的公民和專制國的臣民大不一樣。在專制國家，所有人在政府面前都是弱勢群體；憲法可能規(guī)定了一長串權利，但是沒有哪一條得到切實保障。事實上，就連政府自己也因為欠缺民主正當性而成為道義上的弱勢；統(tǒng)治合法性全部來自社會穩(wěn)定和經濟增長，一旦增長停滯就失去了最后一點威信，而突如其來的天災人禍更是讓各級官員神經緊張，惟恐自己成為“政績體制”下“一票否決”的替罪羊。在一個真正的共和政體，政府只要做好自己份內的事，就可以獲得尊重、自信和選票，而完全沒有必要成天為自己不能控制的突發(fā)事件戰(zhàn)戰(zhàn)兢兢，因為“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老百姓對官員政績和責任的判斷比上級領導更準確、更合情、更公正；既然沒有“政績”的壓力，地方官員也沒有必要充當企業(yè)家，到處拉投資、跑項目，不擇手段、不惜一切、不計后果地提升地方GDP；只要他能保證一方水土平平安安，保證適齡兒童有機會上學，保證老人有勞保、病人有醫(yī)保——總之，保證當地人民一個不受政治騷擾的正常生活，那么他盡可高枕無憂地享受選票箱前的勝利，并發(fā)現選票比“關系”更可靠，理性實際的選民比捉摸不定的上級領導更通情達理。老百姓受益更不必說了，這本來就是共和的題中之意：他們不必再擔憂一夜之間失去自己的房屋或土地，不必為盲目開發(fā)導致的空氣、河流、莊稼、食品污染而苦惱，不必用自己相當有限的收入為政府豪華大樓、豪華公車、公款吃喝以及各種名目的公費出國“考察”或“學習”墊付昂貴的“學費”，當然也不必再默默忍受似乎永無休止的貪污腐敗、買官賣官等各種離奇的官場故事。所有這些都是少數人以人民的利益為賭資進行的一場豪賭，共和只是把它從賭徒手中還給它的主人。共和政體的利益和資源不會任由少數幾個賭徒劃撥、分配、掠奪，因為全體選民將通過他們選出的代表決定利益的分配、資源的用途，從而使利益分配必然更均衡、資源利用更高效。

        憲政的希望最終在于人民從專制國的臣民轉變?yōu)楣埠蛧墓?，因為均衡分配利益的制度前提是均衡的權力分配，而只有公民才能勝任選舉并監(jiān)督掌權者的重任。一個公民不僅自己具備理性、寬容、自由、守法等共和的美德，而且對自己國家的制度也秉持一定的期望。他尊重合法的權威，也維護自己的尊嚴；他尊重他人的隱私，但保留批評政府的自由；他保持獨立的個性，但堅持結社和集會的權利；他從不逃稅，但是要求知道稅錢花在哪里；他有義務參加選舉，但前提是選舉必須有意義，也就是說他的選票必須是一次知情的、自由的、平等的選擇——必須是有“選擇”的，因而候選人必須自由產生，而不是“等額選舉”或幕后內定；選擇必須是自由的，因而不能受到暴力脅迫或組織指示；選擇必須是知情的，因而候選人和選民之間必須存在充分的交流，候選人有自由在合法范圍內充分展開，選民則有權利從自由的新聞報道獲得全面信息；選擇還必須是平等的，因而每一票的分量都是大致相等的，城鄉(xiāng)、性別、職業(yè)、地區(qū)都不構成區(qū)別對待的正當理由。如此選舉產生的代議機構自然“以人為本”——代表多數人的利益和立場，它所通過的法律至少不會為少數掌權者服務。政府不敢再蓋豪華大樓，因為怕承擔揮霍浪費的罪名；官員也不能用公款大吃大喝或出國旅游，因為所有預算都要經過向選民負責的議會批準；生態(tài)環(huán)境也會按照法律規(guī)定得到治理，因為法律將在公眾監(jiān)督下得到有效執(zhí)行，執(zhí)法不力的官員會受到議會質詢甚至撤換；買官賣官將成為過時的現象，因為在自下而上的選舉社會中，失去人事任免權的上級政府已無官可售，而賄賂眾多的中間選民則代價太高且容易暴露。就這樣，一個共和國的公民遠離腐敗、丑聞、污染、浪費及其它形式的政治騷擾，過著平常而有尊嚴的生活，因為這個國家的機器是為了所有人的利益而運轉的；即便萬一他在某個特定問題上成了少數的一份子，那么他仍可通過獨立公正的司法維護自己的憲法權利，抗衡多數人貌似合法的專制。

        這就是一個公民對共和的基本期望。這種生活方式應該不算奢侈，但是在專制國家卻不可能得到滿足。如果我們現在離此差距很遠，那么就需要通過一次新的共和運動實現自己的夢想，共同締造一個真正的共和，使我們自己成為共和國的公民。公民和共和是一對不可分離的共生體：共和是靠公民支撐起來的，公民則需要國家對其身份予以制度上的承認和保障；如果人民全都成了公民，那么共和即便沒有名號也已經存在；但是一個公民之所以為“公”，不僅是因為她對自己的生活方式有如此期望，而且還因為國家制度允許她依法通過各種方式有效控制公權力。如果公權力失控，那么共和即不存在；而要締造共和，首先需要培養(yǎng)具有公民意識的新一代。一旦人民都期望成為公民，那么共和就指日可待。    

        三、憲政改良的路徑與前途     

        共和不是一個不可能的烏托邦，但也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餡餅。從專制到共和之路尤其充滿艱險，會不斷遭遇現狀的壓抑、改革的挫折乃至革命的沖動。清末官員的一句話準確總結了本文討論的憲政困境：“憲法之行，利于國、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中國憲政百年的最大障礙也正在于這個“官”字，因為既得利益決定了他們的反憲政立場。誠然，假如看開一點，憲政即使對官也未嘗不利，至少對“政府”這個整體的威望和信任是大為有利的，但是我們不能寄希望于每一位執(zhí)政者的高瞻遠矚、審時度勢或深謀遠慮；畢竟，凡人都是理性自私的，而且在前途不定的時候大都是狹隘的自私，我們沒有理由相信也不可能要求為官者具備超越常人的素質。一旦落實到個體，憲政對于每一位現任者來說至少都是短期不利的：一旦放開選舉，相當比例的現任官員將落選；即便連任，選舉也將對所有官員產生前所未有的巨大壓力和不適應感；選舉結果不再可能是接近“全票通過”，而至多是沒有爭議的多數；馬英九對謝長廷的比分對于真正的選舉來說已是相當懸殊的“大勝”，而對于習慣組織內定的“候選人”來說卻只是心中“沒譜”的“險勝”。即便順利當選，憲政也將極大約束執(zhí)政者支配資源的權力；為官仍然能得到一份體面的薪水，但是將失去各種尋租機會和灰色收入的來源；財富將更多地流向社會，有限政府必然意味著“藏富于民”，政府將成為一個“清水衙門”?；蛟S到那時，原先熱衷買官賣官的許多人不會再選擇做官了，因為那將是一樁得不償失的買賣。曾有山西某地的村官候選人自己花200多萬現金買通村民當選，難道他們是雷鋒那樣的“傻子”嗎？如果上任后支配煤礦等資源的權力受到規(guī)范和約束，他們還會這么“傻”嗎？現任統(tǒng)治者是現有權力格局的最大得益者，他們當然不會自動放棄或改變這個為他們帶來巨大利益的制度。因此，中國體制改革是不會自動發(fā)生的，除非中國特別幸運，執(zhí)政者覺悟特別超常；不過從過去百年的坎坷歷程看，我們似乎不能守株待兔，對命運抱有太多幻想。只有當他們面臨越來越大的社會壓力，普遍感到非改不能維持自己的生存，且不但改革有把握成功，而且執(zhí)政黨在經過“創(chuàng)造性轉化”（譬如改稱社會民主黨）之后未必大權旁落，改革者也不至于成為既得利益集團的眾矢之的，至少不至于沒有社會支持而陷入孤立無援的絕境，才可能出現中國的戈爾巴喬夫。

        這個壓力或動力從哪里來呢？既然不可能來自統(tǒng)治集團自身，它最終只能來自人民。既然憲政是為了大家的事業(yè)，那么這項事業(yè)只有靠大家來推動，本來便是順理成章的邏輯。歸根結底，中國憲政之路不是某個先哲指出來的，也不是某個英明的執(zhí)政黨或領導人開拓出來的，而是靠人民自己在共同締造共和過程中一步一步走出來的。在歷次政治運動的浩劫和集權體制的管束下，中國原本沒有憲政這條路；只不過近年來走的人多了，也就漸漸成了路。改革開放以來，人民的自由越來越多，不僅打破了“人民公社”和計劃經濟的枷鎖，基本滿足了溫飽甚至接近“小康”，而且也接觸了大量新思想、新信息和新制度；與此同時，政府濫用權力、貪污腐敗、侵犯權利的機會越來越多，而人民的權利意識越來越強，兩者之間發(fā)生了不可避免的沖突。雖然目前的制度框架不能有效解決官民糾紛，新聞媒體也不能自由報道每一樁社會苦難，但是權利和權力的碰撞還是取得了某些來之不易的積極成果。一個典型標志是發(fā)生在2003年“非典”期間的“孫志剛事件”。一名大學畢業(yè)生在收容所的非正常死亡激起了全國的義憤，致使國務院在幾個月內就廢除了實施了幾十年之久的收容遣送制度。這次事件不但報道出來，激起了尤其是廣大網民的強烈抗議以及法學博士的聯(lián)名上書，而且也引發(fā)了中央高層的關注，最后通過行政干預迅速改革了嚴重侵害公民自由的制度。雖然法學博士向全國人大常委會的上書沒有得到直接回應，這個憲法授權的最高解釋機構繼續(xù)保持著憲法解釋的“零記錄”，但“孫志剛事件”還是顯示了社會壓力對憲政的推動作用。

        更重要的是，“孫志剛事件”開啟了一個憲政時代。從此以后，成功的維權事件都紛紛仿效孫志剛模式，也就是發(fā)生在特定地方的惡性事件報道出來，激起全國反應并最終引發(fā)高層注意；為了維護統(tǒng)治形象，中央直接干預并糾正某些地方侵權行為。無論是2005年曝光的“佘祥林案件”（刑訊逼供造成的11年冤案），還是2007年的山西“黑磚窯事件”（地方政府長期放任的奴工制），都是在有限的新聞監(jiān)督、全國壓力和中央干預下合力取得的有限成果。當然，少數地方政府相對開明，未必等到中央發(fā)話就在公民壓力下自動糾錯。例如2007年6月，廈門市民通過手機短信聯(lián)絡，來到市政府門前集體“散步”（因為正常申請集會游行不可能得到批準），抗議當地規(guī)劃的PX化工項目，迫使廈門市“暫停”了這一威脅當地環(huán)境的工程。但是總的來說，成功的維權事件鳳毛麟角，而且即使成功也來之極為不易；廈門PX事件是在市民有勇有謀、不懈抗爭、幾經周折才取得的成果，況且事件發(fā)生不久后全國媒體還一度被勒令停止報道，最后成功似乎并非純粹依靠自下而上的市民壓力，而且還取決于一些不盡為人知的偶然因素。在現有權力結構不變、選舉只是表面文章、各級人大基本上還是“橡皮圖章”、各級官員還是對上不對下負責的情況下，中國的維權運動可謂是“逆水行舟”、舉步維艱；既然它在本質上是反體制的，其勝少敗多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中國維權運動的基本困境在于，它在形式上是“體制內”的，也就是企求通過現有的制度安排爭取憲法和法律規(guī)定的權利；但在實質上，它要從既得利益中“分一杯羹”，因而成功自然是難上加難。雖然憲法和法律規(guī)定了許多權利，但是整個體制的設置是對維權不利的；無論是選舉制度的有名無實、執(zhí)政權力的無邊無際還是司法獨立的遙遙無期，都是在有意無意地維護著既得利益。如果說自上而下的主動改革缺乏壓力和動力，那么自下而上的維權運動也同樣面臨“從體制內反體制”的改革困境：國家機器掌握在既得利益手中，而公民權利的維護顯然意味著特定的既得利益受損；對于這樣的維權，國家機器能答應嗎？在體制內從事?lián)p害體制利益的維權有任何希望成功嗎？然而，除此之外，我們難道還有別的選擇嗎？

        維權要成功，必須有資源。我們的資源在哪里？我們如何從體制外迫使體制內掌握國家權力的人做出不利于既得利益的決定？問題的設定已經使答案很困難，但是我們還是要說，我們并非一無所有。首先，社會公義在我們這邊——簡單地因為我們是絕大多數；事實上，大多數人的利益訴求不僅是合道德的，而且也是合法的，是憲法和法律明確規(guī)定了的。當然，中國憲法目前只是不管用的門面，但是如果中國還沒有完全墮落到“成者為王敗者寇”的“自然叢林”，如果“名不正”確實可能“言不順”、“事不成”，那么道義和門面絕非無足輕重。當一位六十多歲的老人手持憲法站在開發(fā)商的推土機面前時，他無疑是微弱的，即便通過不久的憲法修正案也沒能為他的財產權增添一點分量，但如果沒有他手里那本“不管用”的憲法，那么他就成了一位不折不扣的弱者；然而，弱不經風的他之所以還能引起如此巨大的心靈震撼，無非是因為憲法賦予他的道德力量。事實上，除了那些已經沒有什么人在乎的政治口號之外，現行憲法還是規(guī)定了不少可資利用的東西；既然執(zhí)政黨自己也強調“依法治國”、“依憲執(zhí)政”，那么我們至少可以不斷拿憲法和法律說事。雖然缺乏有效的實施機制，但是就從2004年修憲通過的“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征收必須“給予補償”等條款看，政府在向公民的權利意識低頭。因此，別看目前這部憲法不管用，它的進步就是公民維權運動的結果；不信，讓政府試試刪除那些條款，看看社會是否答應！

        多數產生道義，道義生成輿論，輿論施加壓力。一旦發(fā)生公民意識不能容忍的違法侵權事件，媒體報道將激發(fā)巨大的道德壓力。在保護新聞自由的憲政國家，任何重大事件都逃不出社會的關注和道德的審判；中國新聞自由受到鉗制，但是畢竟“紙包不住火”，諸如孫志剛、佘祥林、黑磚窯和PX事件仍然相繼曝光。中國很大，不僅有許多個地方政府，而且也有許多個立場、抱負、膽識各不相同的媒體；政府管制無疑是一視同仁地嚴格，但是很難將各個媒體在每時每刻都同樣管死。為了追求新聞效應和經濟效益，媒體隊伍也越來越多元化；不少單位雇用沒有正式身份的“假記者”，但有時候“假記者”挖掘的新聞比“真記者”還真；媒體職業(yè)確實不夠規(guī)范，但有時候不規(guī)范的管理有助于打破規(guī)范的管制。再加上網絡越來越發(fā)達，網民越來越多，而控制越來越難。雖然政府也不斷嘗試控制網絡言論的手段，但是網絡終究不像傳統(tǒng)媒體那么容易就范。最后的結果是，新聞自由確實極其有限，輿論監(jiān)督的力量大為減弱，但是有限或微弱并不等于不存在。在傳播媒介越來越多元化的時代，隨著新聞管制成本越來越高，輿論伸張道義的作用也將越來越顯著。

        當然，這里也不要忘記不同陣營的知識分子。正如梁啟超早在清末洞察的，專制國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間隔著很大距離，于是造成上下不親、離心離德；民主憲政的作用就是在于拉近人民和政府之間的距離，而身處上下之間的知識分子注定會發(fā)揮獨一無二的作用。取決于他們和政府的相對距離，有的是在體制內春風得意的“御用文人”，有的則是游離于體制邊緣的“公共知識分子”。在中國的憲政發(fā)展進程中，他們各有各有的作用；有的可以為民請命，有的則可以為政府出謀劃策——不要忘記，幾次修憲都是在體制內學者的倡導和幫助下通過的，其中不僅有“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而且也有“法治”、“人權”、“私有財產”等普適觀念。事實上，在當今活躍于學術、政治和社會舞臺的知識分子中，意識形態(tài)分布可以說是難以想象的單一。和普通百姓不同的是，知識分子不是輕信一族；他們的職業(yè)就是閱讀、觀察和思考，即便不夠深入也足以看破官方宣傳的表象；如今只有傻瓜還會相信那些早已僵死而又擺脫不掉的教條，只有瞎子才看不見無所不在的現實。除了極個別自圓其說能力或歷史現實理性超強的例外，沒有誰能否認“大躍進”、“文革”、“反右”的歷史存在，沒有誰能否認孫志剛、佘祥林或黑磚窯的現實存在，沒有誰能否認買官賣官、貪污腐敗、揮霍浪費的普遍存在，也沒有誰能為所有這些提供歷史的或現實的正當性論辯；換言之，所有人都認同這一切都是不正當的，因而必須改變現狀，而且要改的不只是個別現象或行為，而是滋生這些現象和行為的整個制度。即便進入體制中上層的知識分子，也只是“身在曹營”而已，信仰如果存在的話早已不在那里；即便不同陣營主張相左，一般也是策略而非目的之爭：政治和經濟都是要改的，但是目前哪個優(yōu)先？民主和法治都是要有的，究竟是先法治還是先民主？至于自由主義和新左派之間的價值之爭，或許只是一個多元社會的正?，F象而已。將來誰勝誰負，取決于中國社會的發(fā)展方向以及不同學說對社會發(fā)展的功用；到時候，人民自然會給一個判斷，就和他們對真理標準爭論、計劃與市場爭論、法治與人治爭論所給出的判斷一樣。未來，我們相信更多的知識分子會以自己的方式，和人民一起推動中國的共和憲政。

        最后，既然是改良而非革命，那么憲政改革就不可能沒有政府的支持。不要誤解，我們無意將政府官員“妖魔化”，更無意指涉絕大多數并無決策權因而也沒有太多腐敗機會的基層公務員或政府研究人員。我們只不過認為，凡人都有良心，但也都有私念，而在制度不能有效約束行為甚至為犯罪提供太多機會的條件下，良知未必能戰(zhàn)勝私欲。然而，我們并不否認統(tǒng)治集團內部不乏“好人”存在；尤其在沒有個人利益沖突的情況下，他們完全可能主動推進制度改革。四川、云南、山西、深圳等地一度突破憲法框架，實行鄉(xiāng)鎮(zhèn)長乃至縣長直選；浙江溫嶺、上海閔行、江蘇無錫等地率先開展行政民主化試驗，而這些都是開明的地方“一把手”主動推進的結果。因此，我們不能忽視統(tǒng)治集團內部改革的潛能，只是我們也不能一味依賴少數開明領導的單兵突進，因而我們必須思考，如何幫助這個體制改革自己？如何推廣有益的地方改革試驗，使之不至于在投機鉆營的“政績體制”和人浮于事的官場文化中湮沒，或重蹈“人存政舉、人亡政息”的覆轍？一言以蔽之，中國憲政在體制內可能得到什么樣的支持？雖然在缺乏外部壓力的環(huán)境下，內部改良的空間可能確實不大，卻也不是沒有一點文章可做。

        首先，統(tǒng)治集團內部遠非“鐵板一塊”。不僅人的品性、旨趣、志向各異，而且制度改革對不同階層的官員來說意味著不同的利益關系。推進基層選舉，對于基層官員來說無異于“革”自己的“命”，因而斷然不肯“自廢武功”；上級領導則雖然會聽到抱怨甚至感到壓力，但是基層改革和自己并沒有直接干系，因而阻力相對更小。事實上，云南、四川等地的鄉(xiāng)鎮(zhèn)長直選正是上級政府或黨委推動的產物。這樣，從地方到中央層層推進，未嘗不可能逐步實現下級政府的民主選舉。當然，這種自下而上的民主政治過程必然和自上而下的政黨組織控制相沖突，就和目前村委會選舉遭遇上級干擾的困境一樣。然而，中央和地方各級官員的利益分化結構并非不可能作為推進基層改革的契機。尤其是中央的某些惠民政策難以突破地方既得利益的阻礙，因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政令不出中南海”成了常見現象。如果中央確實想實施對老百姓有利的政策，而又囿于有限的落實能力，那么就不應反對某些必要的地方制度改革，至少讓下級政府對當地老百姓負責。如果可以效法經濟改革模式，那么諸如廣東等思想更加自由活躍的地方可以試驗局部政治改革，而中央的義務則是在全國推廣成功的地方試驗。其次，基層選舉同樣可以在執(zhí)政黨內部展開；目前某些地方開始試驗“黨內民主”，而規(guī)范的黨內選舉有可能促使執(zhí)政黨轉變自身職能、理順黨政關系，加強執(zhí)政黨的立法領導職能，同時逐步弱化乃至退出行政和司法職能。當然，在缺乏外部競爭和社會壓力的條件下，這些都只是樂觀的猜測。一旦遇到系統(tǒng)性挑戰(zhàn)，如果缺乏遠見和自信，那么統(tǒng)治集團的自然反應更可能是上下聯(lián)合抵制改革。近兩年的基層選舉便見證了最糟糕的中央—地方聯(lián)合：中央為了穩(wěn)定而限制新聞自由，不啻賜給地方一柄打擊獨立競選活動的尚方寶劍。至少在目前沒有競爭對手的環(huán)境下，執(zhí)政黨還缺乏足夠的壓力或動力自行啟動良性體制改革。

        和百年前一樣，當代中國憲政的前途并不樂觀；雖然并非命中注定失敗，但至少沒有任何成功的把握；每次成功的維權都需要付出巨大努力、動用體制內外的各方面資源，而仍然充滿各種變數和兇險；個別成功的地方試驗則取決于少數地方領導的開明、遠見和魄力，而不能指望中央的首肯和支持，至今在全國范圍內還不成氣候；公民維權意識越來越強，但是無法無天的各級官員似乎并沒有因此而有所收斂。今后，政府和人民、中央和地方、國家和政黨以及執(zhí)政黨內部各個派系之間如何磨合、是否可能在磨合中產生穩(wěn)定的制度（如任期不超過兩屆）、制度安排對共和憲政是否有利（如究竟是黨政分離還是更加高度合一），目前都還是未知數。 ( http://www.tecn.cn )

        這就將我們帶回到剛剛結束的臺灣大選。如果內陸民間力量還過分薄弱，國際“外援”又面臨“主權至上”、“愛國主義”、“本土資源”等話語的干擾，那么不要忘記中國自己還有港、澳、臺這三顆不受中央指令直接控制的“衛(wèi)星”。中國未來的前途不是讓這些制度和文化上的“異數”為內地傳統(tǒng)基因所同化，而恰恰在于如何讓這些地方的制度和文化逐漸影響內陸各地乃至中央；我們顯然更樂于看到山西成為香港，而非香港成為山西。然而，作為殖民地的港澳本身欠缺自治的傳統(tǒng)，回歸后的政治民主化又受制于“循序漸進”的桎梏，因而難以作為大陸的樣板。香港可望在十年后實行普選，但是屆時具體如何仍待觀望。相比之下，臺灣離大陸最遠，但是憲政改革啟動最早，政治民主化也走在最前面。從這次大選的情況來看，臺灣民主真的是很“爭氣”。我們當然不能單以馬英九的勝負論臺灣民主的成敗，但是臺灣成功完成的政黨二次輪替不僅意味著臺灣民主的進一步深化和提升，也確實讓擔心臺海安全的許多人松了一口氣。3.22大選以最有說服力的方式向大陸人民及其領導人證明，民主可以是理性的，也是可以被信任的；至少在經過幾次歷練之后，人民有足夠的智慧和能力排除粉飾、中傷、謊言等各種無關因素，選擇在政策上對自己最有利的領導人；民主捍衛(wèi)了和平，反而是不允許人民選擇的體制才是對兩岸和平的最大威脅。臺灣民主的成功徹底打破了華人不適合民主的神話，為大陸樹立了絕好的樣板，也為大陸的政治體制改革增添了壓力。

        如果有朝一日，未來的國共合作能更進一步，通過政策合作走向政治競爭，大陸執(zhí)政黨最終向臺灣執(zhí)政黨開放，兩個“革命黨”盡棄前嫌、永別革命、共同再造共和，那么中國憲政將獲得極大的希望。雖然臺灣面對大陸猶如雞下之卵，但是臺灣對大陸的影響力卻并非其面積或人口可比。大陸在兩岸關系、經貿合作、國際外交等一系列事務上需要臺灣方面合作，臺灣完全有能力以此為籌碼提出政治合作主張。政治合作無疑是大陸憲政的福音，對于臺灣來說也并非純粹的“奉獻”，更不是臺灣本土利益的“犧牲”。無論臺灣未來是走向本土化也好、國際化也好，大陸是一個繞不過的關口。臺灣希望看到一個什么樣的大陸呢？一個民主寬容的大陸，還是一個專制黷武的大陸？這不是一個問題。既然如此，臺灣對大陸憲政作出一點力所能及的貢獻不但不是過分的要求，而且也符合臺灣自己的根本利益。因此，我們期待國共雙方的第三次合作，并由此帶來中國的“第三共和”。

        當然，所有這些在目前都還是一相情愿。兩岸政治前途確實是兩岸人民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共同決定的結果，現在不可逆料。因此，第三次國共合作只不過是中國憲政的一次機會，是憲政改革諸多路徑中或許阻力最小的一條，而非我們的全部希望所在。如果國共兩黨在未來有機會再次同臺較量——只不過這一次是在選票箱前而非戰(zhàn)場上決一雌雄，那固然是天遂人愿、兩全其美，兩黨也正式化干戈為玉帛，并還清了對中國憲政虧欠的陳年舊賬。但這顯然不是惟一的道路。就和臺灣憲政在沒有大陸幫助下取得成功一樣，大陸憲政終究還是要靠自己的力量。無論這條路是否走得通，無論臺灣的國民黨是否能回歸大陸，中國憲政還是會不斷向前走，中國的新共和運動還是會以不可阻擋的勢頭繼續(xù)展開。這一次共和不是1911，也不是1949；它或許永遠不會有一個屬于自己的名號，但和前兩次不同的是，它是屬于人民自己的。